Page 192 - 《社会》2026年第3期

灾难如何收藏：记忆的物质性与文化创伤的图腾

反奴隶制运动图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 他发现这类纪念图像
过度依赖历史性的类比，将当下苦难与历史上公认的“神圣之恶”相关
联以获得道德力量。 然而，这种机制形成了一个悖论———历史图像的符
像力量反而遮蔽了当下苦难本身的经验真实， 使当下的受害者只能作
为宏大的历史叙事的注脚而存在。
就文化创伤的研究进路而言， 其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被理解为某
种话语过程或是涉及情感、知觉体验（ sensuous feeling）的精神过程（Eyerman，
2019）；另一方面，在经验材料上，其所研究的创伤记忆的内容或者说储
存记忆的载体主要是文本化的资料， 如大众媒体上的叙述、 影视作品
等，而较少来自具体的实物留存（ Karakaya，2020；Simko，2020）。 因此，记
忆与文化创伤的分析路径越来越走向建构的极端， 反而忽视了带来创
伤记忆的经验基质（ material fabric）。
灾难记忆从创伤到团结的转化并非自动实现， 而是高度依赖于具
体的纪念实践。 其中，纪念装置及其设计是将历史的遗产带入集体记
忆的关键机制（ Simko and Olick，2020），纪念物具有重塑纪念场域的道
德语境的效果， 进而能够影响集体记忆的内容与走向 （ Simko，et al.，
202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性的缺失在灾难记忆的语境中更成问
题。 在一般的博物馆展陈中，物品的意义依赖于策展者所赋予的叙事
框架，其物质特质本身是可以被替换和操纵的，故事的“讲法”可以通
过对物品的调用和排布而实现，物质性是意义传递的手段而非目的本
身。 灾难记忆则与之不同：灾难的经验具有根本的不可化约性，它无法
在转译为叙事的过程中得到完整保留。 在灾难纪念中，受灾实物不只
是关于灾难的证据，更是灾难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直接痕迹，物质性因
此从意义传递的手段变成了意义得以产生的条件本身。 因此，主流叙
事 遮 蔽 了灾难 的本 质意 义———叙 事 的抽象化过 程 将灾难 转 化 为 英 雄
行为、将破坏转化为胜利叙事，消解了灾难经验中不可替代的日常生
活的具体和真实。
然而， 对物品进行简单机械的保存并不意味着相关记忆和集体意
识由此得以持存， 许多保存下来的物品实际上不完全为人所知甚至处
于被忽视的状态（Gibson，2008）。 因此，将“过去”当作鲜活的“当 下 存
在” 来维护， 需要“一座认知的桥梁” 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Olick，
1999）。 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的编码与框架发挥了桥梁作用（Sch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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