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1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默认集体意识产生于一种长期的、稳定的记忆样态，因而会有意或无意
地拒斥或压制“负面记忆”。
就灾 难 记忆而言 ， 主 流 叙 事 框 架 倾 向 于以 整 体 性 的 话 语 概 括 具
体的受灾经历， 而非以受灾经验本身 作 为 记忆的内 容 基 础 。 不 同 层
级的共同体出于不同目的， 倾向于以自 己 的方 式 定义 曾带 来 伤 痛 的
过去（王晓葵，2014）。 有关灾难的集体记忆是由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
结果，在 对 集 体 记 忆 的 均 质 化 想 象 之 外 ， 记 忆 实 践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差 异（Simko，2020）。
事实上，集体记忆的作用具有两面性（ Simko，2018），创伤同样是集
体记忆的一种形 式 ，“艰 难的过 去 ” 同 样 可 以 塑 造 社 会 团 结（Wagner鄄
Pacifici and Schwartz，1991；Fine，2001；Eyerman，2017，2020）。 杰弗里·亚
历山大（ Alexander，2012）将这样的视角统合为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
理论并进行阐发，其认为创伤事件能够产生一种类似图腾的“道德力”，
通过道德责任使集体成员界定团结关系， 由此产生对自己苦难和他人
苦难的区分（责任推卸），或者扩大“我们”的范围（担负责任）。 创伤事
件作为一项记忆内容同样有其建构性的一面———借由文化意义， 看似
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也会产生新的关联。 由此，在“集
体记忆→集体认同”这一路径之外，可以扩展出“文化创伤→集体认同”
的解释空间。
集体认同主要根植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稳定维持的信念， 而文化
创伤则产生于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受破坏而中断的情境。 当创伤事件发
生，既有的稳定联系急剧丧失，认同与意义的瓦解形成“意义真空”，冲
击了原有共同体；而后，通过对创伤事件的应对处理以及事后的纪念，
道德凝聚力得以重新塑造，社会团结的范畴由此得到扩展。 因而，创伤
从反面论证和补充了在仪式（如庆典、集体欢腾）以外的日常情境下“社
会团结如何可能”的问题。
（二）理解灾难记忆的物质性
对于集体“苦难”要素的重新阐释正是抓住了记忆的建构本质，即
集体记忆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成员对过去的认知、 道德评判、 认同和信
念，而非事物本身的特质（Schwartz，1991；Olick，1999）。 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 建构主义的路径对记忆的意义阐释在获得更大的理论解释力的
同时，有关记忆的保存问题则被忽略。仓泽冬木（Kurasawa，2014）对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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