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占有亦兼具事实性与法律合法性。 然而，比较案例显示，持续占有使用
并不必然能够夯实所有权。 房产占有与政府确权均未导致房屋家族共
有的彻底瓦解，以致走向西方个人主义式的财产权（麦克弗森，2018），
甚至某些占有恰恰导致了家族共有的回归。 渠敬东（ 2013）曾谈到，中国
乡土社会并非“占有本位”，乡村默会的习俗惯例的合法性和血缘亲缘
等乡土社会连带关系模糊了占有权边界。 但若将抽象的“占有”放回具
体占有经验中考察，放弃单一、绝对地看待“占有”，便会发现，“占有”
概念本身具备相当的包容度，其原理可与中国乡村的亲属体系、家宅实
践、祖产观念等相互容纳，从而也能在不同的文化与法律范式之间做出
比较与沟通。
首先，占有的事实性仍意义重大。 培田人口中的“占有”基本对应
实际控制被占有物体而悬置所有权状态，如，“我们祖宗的房子被他们
占了去”“人家占着我们也没法卖”。 这种“占有”既可能是权利占有，例
如土改后被确权的贫下中农对地主房产 的 占有， 也 可 以 指 无 所 有权
的、单纯的占有事实，如村部对都阃府的占有。 无论何种，占有都在相
当程度上巩固了土改带来的房产再分配，这与西方占有理论有相合之
处。 就土改住户而言，土改赋予新占有者对房产的现实管领力，阶级斗
争则培养了“应当如此”的占有意图。 新的占有事实终止了前占有，令
他人的占有取得十分困难。 因此，除非土改住户同意卖还，原地主后代
无法重获房产。 即便是未得到确权的“瑕疵占有”，如村部对都阃府的
占有和紫阳书院住户对道路和山体的占有，亦被接受为现实，并获得
了相当时间的占有延续。 尽管中国对占有的保护立法尚不完善，但在
实际操作中，若有人想针对有争议的占有发起所有权诉讼，则起诉人
需负举证责任，这赋予了占有人重要的程序优势，已然是对占有的某
种保护。 因此，土改后的新占有无论确权与否都得以延续数十年，地主
后代需赎买回房产，都阃府后代只能在房屋烧毁、消除他人占有的情
况下恢复对物之支配。
但是，仅是占有的事实性本身不足以解释所有权的不同走向。 同样
是长期事实占有，为何有些住户卖还房产，而另外一些并未如此？ 这便
必须进入培田房屋占有的空间特殊性， 即占有并不是发生在均质性或
独立的空间之中，而是和其他占有并列发生，并与占有对象房屋的物性
紧密融合。上文已经论述过培田传统家宅“祠屋合一”的空间配置，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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