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5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土地证上则仅标明个人占有房间面积，而不对共用空间进行确权（如灼
其堂）。 这些对共用空间的差异性处理，实则在新的产权体系里保存了
共有，认可了房屋要由同家族成员共有的逻辑。
但是， 这样一些在实务处理时的折中做法， 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中
仍会出现某些问题。 前述某一人代领祠堂或家产中的共有部分，便存
在共有房产被私有化的风险。 这在小房派的小型祠屋中更为明显。 有
些规模较小的房祠在土改时房间被分给了本 房派 中 的 成 分 较 好 的 某
户家庭，但公共空间并未分配。 改革开放后，这些房祠也都恢复了祭
祖。 然而，却有代领公共空间的住户在换发证书时私自将共有部分登
记为私有房产，引发了房族纠纷。 其实，无论是代领还是依公共空间
所有成员按份共有处理，目前登记认可的共有人都仅限于被分配到横
屋 房间的 产 权人之 间，并 不能 覆 盖 实 际 上 都 应“有 份 ”的 所 有 房 族 共
有人。
上文曾提到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差别，前者更为个体主义，后者
更具团体性质。 我国民法认可夫妻、家庭和合伙关系之间的共同共有，
但宗族/房族并非法律主体，并不能像个人、企业法人或社会团体那样
直接登记为财产所有人。 如今，如培田这样的祖屋所有权登记，实际上
更像按照按份共有这种基于个体主义的所有权方式（即个人私有房间，
私有房间者才可共有公共空间），并不完全利于承接家族共有传统。 对
于传统社会中祠堂、祭田等族产的所有权性质，中国现代法制转型中曾
定性为公同共有（即当前民法中的“共同共有”），《大清民律草案》和民
国大理院、司法院判例皆是如此（李启成，2014）。 我国台湾地区沿用了
1930 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并于 2009—2010 年修订“物权编”，将公同
共有成立之依据从“依法律规定或依契约”修改为“依法律规定、习惯或
法律行为”， 从而将长期以来在习惯和判例上被承认为公同关系的家
产、祭田、祀产、祭祀公业、同乡会馆等明确纳入了公同关系范畴（谢在
全，1999；王泽鉴，2010；郑冠宇，2010）。 在中 国 大 陆 地区 ,祭 田 虽 已 消
失，却仍保有许多祠堂、房屋等宗族、房族财产,或可考虑参照上述处理
思路，在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中，将祠堂和其他未分割的宗族共同财产
更明确地承认为共同共有， 并在兼容乡村其他产权规定与复杂性的情
况下，在登记中予以更完整的认定，从而在现代物权立法中更好地兼顾
传统共有习惯。

· 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