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1921：508-520）。
通过社会控制来应对个体自由， 也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
义学派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多萝西·罗斯（ Ross，1991：162-169、252-
253）敏锐地指出，在思考如何继承美国文明传统并约束极端个体主义
这一点上，杜威与美国早期社会学家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事实上，在

1931 年发表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控制》一文中，杜威就做出了与帕克几
乎相同的论断。 杜威不满意于社会科学要么机械地模仿自然科学，要么
混乱地积累经验材料的研究处境， 他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名副其
实的‘社会科学’，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走上研究社会规划和社会控
制的道路。”（ LW6：67-68）当然，杜威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没有在社会
学领域留下有关“社会控制”的专门论述，但在他终身投入的教育事业
里，蕴含着与此话题相关的诸多内容。
1936 年，为纪念“实验学校”创办四十周年，曾在这所轰动一时的学
校中任教的梅休（ Katherine Mayhew）和爱德华兹（Anna Edwards）编写了
《杜威学校》（ Dewey School）一书，详细讲述了“实验学校”的起源、办学
目标、教学方法以及具体的教学过程。 杜威不仅为这本书亲自撰写了导
言，还在其中增添了一些自己的陈述并附加了一篇理论文章。 杜威特别
强调这本书的“当下意义”，并再次指出：“个体自由与集体福祉之间的
关系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紧迫和激烈了， 可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
为严重。 ”这不仅是进步教育运动需要直面的难题，也是所有现代文明
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LW11：191-192）。 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个体自由
与社会控制之间的二元对立。 处理这一问题被杜威视为教育事业所需
担负的文明责任之一。 杜威指出：“学校有义务参与进来一起解决这个
问题， 学校自身的主要任务便是创造一种可以同时保存这两种价值的
共同体生活和组织形式。 ”（LW11：192）杜威非常肯定，他在“实验学校”
的课程改革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重新梳理进步教育的历史时，一些当代学者已经注意到，杜威的
课程改革构成了他一直强调的“教育之社会学面向”的具体内容，其中蕴
含着他对“社会控制”的实质理解（Fallace，2011；Staring，2016）。 这为本研
究指出了行进的路线。 接下来，本文将聚焦于由杜威亲自创办的“实验学
校”，通过讨论其课程改革，具体揭示社会控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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