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于是， 受到实用主义气质熏陶的新韦伯主义比传统的韦伯理论要
激进得多。 回过头来审视本文所讨论的新韦伯主义经验研究，可以发现
改良后的官僚呈现出两个版本：第一，在美国和其他官僚制发达的国家
中，他们是关心民众且忠于良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满足于受规则约
束，愿意投入加倍的道德承诺、情感劳动来尽可能地帮助个体，甚至为

他们打破规则边界。 第二，在官僚制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好的官
员是富有进取精神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既认同理性精神，又深刻了解地
方的特殊性和文化， 因而能够熟练地调用环境中对实现目标有利的要
素，以问题解决者的身份创造性地生产出种种适应性的官僚制实践。 无
论如何，对于冲破了“铁笼”的官员来说，顺应理想官僚制的特征固然很
好，以反官僚制的方式行事却也无妨，因为理性精神的内核是官员的信
仰之锚，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各种要素实用性地吸收、调整并最终纳
入到一个理性化的官僚系统中来。 是否利用关系和变通规则只是工具
性的手段，真正重要的是，官员是否以这些手段实现了理性化的目的，
即有效的公共行政、 可预测的规则及其执行以及为了公共利益而非私
人利益行事的至高信仰（McDonnell，2017）。 最终，对理性精神的信仰作
为绝对核心， 维护着官僚制试图追寻的公平与灵活以及中立与关怀之
间的脆弱而微妙的平衡。
（一）技术主义视角下的理性精神
如前所述， 内在驱动和文化控制在第二波新韦伯主义的官僚研究
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些机制被寄希望于调动和培育官员的理性精神，
并以此兜住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反韦伯实践， 从而在跨地区和跨文化
的情境下继续维系官僚制的基本设想。 然而，这样一种理性精神与韦伯
的设想有何不同？ 它能否真的成为改良后的官僚制的道德基础呢？
1999 年，历史社会学家斯坦梅茨（Steinmetz，1999）曾批评第一波新
韦伯主义（即国家中心学派）在明确拒斥文化分析的同时大量借鉴了韦
伯的观点。 此后，随着国家研究的文化转向，韦伯对于文化的重视似乎
重新被带回议程（Morgan and Orloff，2017）。 韦伯始终将控制理论置于历
史脉络之中， 在宏观层面考察文化与合法性的生成及其对个体行为逻
辑的影响（路畅、蒙克，2022）。 然而，除少数例外（Kiser and Tong，1992；
Gorski，1993），新韦伯主义的官僚制研究并未在历史维度上展开，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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