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主要在组织层面理解文化问题。
如果说古典的天职观根植于宿命论与个人责任， 新自由主义语境
下 的 当 代 天 职 观 则 被 简 化 为 关 于 自 我 实 现 与 个 人 激 情 的 心 理 结 构
（ Bunderson and Thompson，2009）。 理想的组织成员被描绘为“那些已经
将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内化到他们的认知和情感构成中的人， 因此不

再需要严格和僵硬的外部控制”（ Kunda，2006：10）。 大量经验研究亦聚
焦使命感、 认同感与职业荣誉感在提升公共部门绩效和缓解委托代理
问题中的作用（ Grindle，1997； Inauen，et al.，2010；McDonnell and Vila觭a，
2021），并试图通过组织制度与文化设计塑造一种主动、专业、负责的现
代官僚人格，以此重建官僚制的伦理基础。 最终，新韦伯主义官僚研究
将宏观的历史文化维度压缩为组织层面的技术问题， 将理性精神的生
成转化为特定文化培育与内生动机驱动的结果， 并由此回避了一个关
键问题：中层组织文化与宏观历史文化之间究竟如何关联与互构？
这一技术主义视角并非完全无效， 但它与韦伯的分析思路之间存
在根本张力。 虽然韦伯并未将现代官僚制的生成 归 因 于 单 一 文化 根
源，但他一再通过否定性比较指出，不同文明传统中关于救赎、秩序与
世界态度的伦理结构，深刻塑造了理性化进程的不同路径与可能性空
间。 相较之下，在技术主义视角中，公开考试、专业训练以及围绕组织
目标展开的文化工程却似乎可以在任何社会 中 培 育 出 与 西 方 相似 的
现代官僚人格（Du Gay，2000：31-32）。 理性精神因此被处理成一种可
以被技术性复制与移植的“文化中性”的组织属性并失去了实质的伦
理内核。
纵使在文化传统与制度背景相对同质的西方社会， 技术版本的理
性精神虽然相对可行， 但仍然没有摆脱斯坦梅茨 （Steinmetz，1999：15-
16）所指出的局限，即文化在解释非西方与前现代国家时被赋予核心地
位，而在解释现代西方国家时却被显著弱化。 新韦伯主义看似从技术层
面对理性精神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拆解， 但理性自身始终被其预设为一
种 无 需 文 化 支 撑 、 无 需 被 追 问 其 合 法 性 来 源 的 “特 权 基 准 线 ”（a
privileged baseline），组织实践被要求不断向这一基准靠拢，而这一基准
本身却免于文化与历史的反思。
在那些理性精神非内生的国家， 这场从外部进行的革命的命运要

·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