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理学与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新韦伯主义者对“委托—代
理”模型的批评与企业研究中控制理论的转型不谋而合。 早在 20 世纪
中期，管理学者就已经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与管理者之间
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冲突，而相比于僵化的外部控制，更有效的策略是激
发工人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 Burawoy，1982；Kunda，2006）。 另一方面，更

直 接 的 理 论 资 源 来 自 公 共 行 政 领 域 对 官 僚 独 特 动 机 的 强 调（ Cropf，
2008）。 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佩里（Perry，1996，2000）提炼出了公共服务
动机（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这一关键概念，以指涉公共部门中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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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利他动机——一种旨在服务于群体、国家、民族或全人类的共同利
益的强烈愿望。 这一动机对于解释官僚行为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威尔
逊（Wilson，1989：157）指出，士兵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并不是因为某个聪
明的经济学家已经设计出一种聘用合同书，使得他去冒生命危险，以获
得最多的收入； 而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伙伴失望或在他们的面前显得
懦弱。 ……他们深受荣誉感的激励，忠诚于各自的集体———这种忠诚又
因为许多连队的士兵都来自同一个村镇而得到巩固”。
此外，关于使命感、荣誉感和专业主义的研究共同指出，公共组织
越能借助社会规范与组织文化激发成员的内在动机，就越有可能吸引
优 秀 人 才 的 加 入 并 持 续 激 励 其 良 好 表 现 （Carpenter and Gong，2016；
Pepinsky，et al.，2017）。 但当组织成员拥有较强的内在动机时，引入不
恰当的外部控制机制（如绩效考核或密集监督）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
这类机制会传递不信任的信号，挫伤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并最终削弱
其工作表现。 这一对内在动机的挤出效应（crowding鄄out effects）已在心
理学与实验研究中得到广泛验证 （Benz and Frey，2007；Inauen，et al.，
2010）。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新韦伯主义研究强调内在动机和组织
文化对于解释公共部门行为表现的重要意义。 例如，对工作的荣誉感和
使命感被认为能够解释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利环境中， 官僚机构如何在
资源匮乏和腐败文化下仍实现良好治理（McDonnell，2017）。 1994 年，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比较了六个欠发达国家不同公共部门在管理宏观经济
和提供服务方面的表现。 研究发现，玻利维亚和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的官
僚表现尤为突出的原因在于，在这两个国家，在中央银行工作具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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