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背”或“规则/例外”的二元论无疑对复杂现实的描述性不足。
（三）关注制度实践与个体能动性的相互建构

实用主义对规则的规范性意涵之关注的松动以及对行动者能动性
的高度重视，对美国的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分布在社会运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逐渐
认识到，他们在推进一个高度相似的理论项目，即解释一种动态化的中
层 社 会 秩 序 如 何 得 以 建 立 以 及 行 动 者 如 何 推 动 这 些 变 化（ Fligstein，
2001；Fligstein and McAdam，2012）。 建立一个中间层次的行动理论被认
为是调节“制度”与“能动性”之间矛盾的最好方式。 在这一理论脉络
中，学者们系统性地讨论了场域特征、权力结构（ McAdam，1999；Battilana，
et al.，2009） 以 及 行 动 者 位 置 （Kraatz and Zajac，1996；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 等要素如何形塑不同个体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和手段。
尽管这些理论并非专为官僚制研究而设， 但官僚的种种实践却是理论
建立的重要经验参考。 反过来， 这些理论也为理解官僚系统中的灵活
性、冲突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分析框架。
在众多中层理论概念中， 一个常被运用于官僚研究的分析工具是
“认同”。认同概念强调，组织制度实践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相互建构共
同生产出了官僚工作中相当程度的流动性。 组织规则和职业规范很重
—
要，而官僚的其他身份——种族、性别、宗教和社区归属以及他们作为
个体的生命经验同样重要， 因为它们同样深刻地塑造了官员对自身角
色与规则的理解（Shiff，2021）。 例如，有研究发现，美国福利官员对其职
业角色的不同诠释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方式及其客户所获得的服
务（Watkins鄄Hayes，2019）:“效率工程师”更倾向于严格遵循规定以提高
处理个案的速度，而自我认同为“社会工作者”的官员则更愿意深入了
解客户的具体生活处境，并会尝试为其定制个性化方案。
在此，我们可以回到新韦伯主义的重要问题上，即在理想类型中被
视为威胁官僚制秩序的实践，即规则变通，是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 事
实上，学者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遵守规则反而会导致适得
其 反 的 、 不 公 平 或 不 道 德 的 结 果 （Heimer，2011；Silbey，et al.，2008；
Radoynovska，2018）。 因此， 能够挽救官僚制的绝不是循规蹈矩的执行
者，而是充分发挥能动性的作为“道德法官”的个体（Zacka，2017）。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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