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偏袒的特殊主义却体现出一种对情境化判断的道德承诺， 即一种代价
高昂却意义深远的官僚美德（ Gittell and Douglass，2012）。
总之，经历新自由主义冲击后的新韦伯主义理论意识到，若要突破
韦伯式“铁笼”的困境，必须在标准化与灵活性（ Canales，2014）、平等与
公 平（equality and equity）（Radoynovska，2018）以 及“个 案 ” 与“个 体 ”

（ casehood and personhood）（Binder，2007）之间找到平衡。 正是在这种持
续调和之中，官僚制的理性精神获得了新的道德维度。

三、“变通”研究的传统：回归“道德法官”的个体官僚
在韦伯的设想中， 整个官僚系统都系于官员高度自我约束的伦理
纪律之上，没有对秩序的虔诚恪守，整个系统便会崩溃。 因此，“官员接
到一项指令，如果他认为该指令是错误的，……他的上司坚决要求执行

—
该指令， 他的责任——甚至荣誉———就是要像遵守内在的信念一样去
执行，并以这种方式证明他的责任感高于他的个人好恶，……此即官职
的精神气质”（韦伯，2010b：1572）。 高层的政治家和立法者负责做出道
德判断，而官僚唯一需要做出的决定是是否遵守收到的指令。 自然，这
一高度理想化的模式在提出之初就受到了大量批评， 诸多经典研究共
同指出，官员无论职级高低，都在事实上行使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discretion）和自主权（autonomy）（Lipsky，1980；Carpenter，2002）。 但是，关
于如何理解官员行动中对规则的偏离以及这些灵活性的来源， 存在不
同的解释路径。
如果说试图复兴官僚制的学者们对“关系”的采纳相对克制，那么
他们对“遵守规则”的突破则更加激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受到新制度
主义和实用主义极大影响的美国社会学界常 常 会跳 出狭 义的官 僚 组
织，并将分析一般制度系统的理论用于分析官僚系统。 在这一意义上，
官僚系统中规则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抹除， 官僚作为行动者的能
动性被充分释放。 接下来，本文将展示理解官员“非韦伯”的“变通”行
为的三条主要思考路径，并揭示其背后新制度主义、实用主义和结合制
度与能动性的中层理论的潜在影响。
（一）历史新制度主义：规则永恒的有限性
新制度主义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制度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