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任危机，有研究发现，官员可以通过动员社会关系，如与社区领袖或宗
教人士合作，在制度之外重建信任网络。这种关系型动员为“国家行动”
赋予了情感与社会意义， 使政策得以在原本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落
地（ Clark，1998；Carroll，2006； Rodríguez鄄Mu觡iz，2017）。
即使缺乏可依赖的既有社会网络， 官员也可以通过投身与公众的

密切交往， 主动修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裂隙。 例如， 泰德勒（ Tendler，
1997）在对巴西各州的研究中发现，在推广母婴健康项目时，表现最好
的地区的突出特点在于， 基层官员愿意与母亲们建立超越职责范围的
个人性互动，他们会探访家庭、帮忙照顾新生儿，甚至参与家务劳动。正
是这种真切的关怀，使官员从冷漠的国家代表转化为值得信任的朋友。
类似地，一项对印度尼西亚用水协会的研究发现，官员与农民的高频接
触比任何技术培训都更能促进政策落实。 只有在反复互动中建立起真
正 的 信 赖 关 系 后 ， 政 策 才 会 被 理 解 为 服 务 于 农 民 自 身 利 益 的 举 措
（Ricks，2016）。
通过嵌入地方社会，官员不仅更充分地理解了当地社区的需求，还
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对作为个体的公众的了解， 这些信息让他
们有能力以文化上适当的方式解释政策，灵活地解决问题，并最终提升
公 众 接 纳 政 策 的 可 能 性 （Burt，1999；Toral，2022；Lee and Zhang，2013；
Lotta and Marques，2020）。 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也为政策的制定和改良提
供了必要的信息， 使得官员能够把原本单向度的政策执行过程转换为
通过相互学习、协商共识、共同解决政策与需求之间差异的双向互动过
程（Evans，1996；Ostrom，1996）。

（三）反思“关系”积极的伦理性价值：打破“关系”与“规
则”的二元对立

如上所述，关于在官僚体系中引入“关系”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之研
究，除少数例外，主要以发展中国家或全球南方为经验场域。 这一地理
性的分布并非偶然，在这些官僚制并非内生的地区，关系性官僚实践本
就广泛存在，因此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观察素材。 更重要的是，在新韦
伯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关系”被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有条件的、次优
的要素，它的积极作用仅在正式制度薄弱、资源匮乏、信息传导不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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