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monocropping）（Evans，2004）的发展方案。 更重要的是，当越来越多的视
线转向全球南方， 很多与官僚主义理想类型截然不同的制度与组织同
样被证明是有效的（ Grindle，1997；Tendler，1997）。 在这些与众不同的成
功案例中， 学者们吸取到的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不能以政府组织形式是
否符合韦伯官僚制来定义治理的成败，相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地方性

的成功经验来反思韦伯标准的有限性。 正是从这里开始，复兴官僚制的
狂热与曾经对官僚制的批评结合在一起， 大量反思官僚制的思想资源
被再度发掘出来， 新韦伯主义开始细致地推敲韦伯官僚制理想类型中
的每一个要素。
总之，如果说第一波新韦伯主义在东亚奇迹的启发下，试图证明官
僚制理想类型的诸多要素与经济增长、 公共物品提供以及政策有效执
行等目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以此挽救官僚制的地位，那么第二波的
新韦伯主义者则表现出更明确的改良主义倾向。 他们不断突破原有的
认知，指出那些不符合理想类型甚至截然相反的官僚制要素，同样对治
理有积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界迎来了“特殊主义”更看
重的特征——
—“关系”与“变通”的复兴。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大量新韦伯主义研究是以一种分解官僚制
“要素”的方式进行思考的。 众所周知，韦伯在著作中多次以清单的方
式罗列官僚制的特征。 在韦伯著作翻 译 进 入 美 国 之 初 ， 希望 把 韦 伯
“用”起来的社会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以变量的视角理解官僚制。 很多学
者指出， 官僚制的每个要素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变量（Friedrich，1952），
这些变量之间可以是彼此独立的（Hall，1963），并且在实践中并不需要
同时出现。 在第一波新韦伯主义的宏观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只选取了
官僚制的几个要素，并未试图把所有特征都包含在内。 这一分析取向
与技术主义导向的发展社会学不谋而合。 传统的“国家—社会”范式多
从社会的反抗和文化阻力出发解释国家能力的不足，新韦伯主义则更
倾向于采用技术性的视角，将国家失灵的复杂现象抽离出文化与历史
的语境，还原为官僚制技术与制度的不足（Ferguson，1994）。 在这样的
路径依赖之下，“关系”与“变通”得以被抽象为可嵌入的制度变量，成
为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中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 研究者纷纷尝试揭
示，在怎样的条件下，引入人际关系或灵活调整规则能够提升公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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