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韦伯主义提出了哪些机制以消化包括“关系”和“变通”在内的反韦伯要
素的消极影响。 最后，本文将对新韦伯主义的思想脉络进行总结和批判
性反思，指出其内在张力，并进一步讨论：当中外学者都开始系统性地
关注官僚工作中的非正式机制时， 扎根于中国田野的经验研究与西方
的新韦伯主义研究的理论底色究竟有何差异。

一、“复兴官僚制”运动：第一波与第二波新韦伯主义

（一）凯恩斯主义的覆灭与拯救官僚制的阴影

官僚制这一社会学概念自传入美国之初，就背负了种种批评。 莫顿
在他的经典论述中援引杜威的“职业精神病”（ occupational psychosis）概
念，犀利地批评了官僚制的暗面。他指出，官员所普遍表现出的“训练有
素的无能”（ trained incapacity）有两个原因：其一，官僚制对规则的过分
强调导致官僚从遵守“组织的目标转变为遵守规则所要求的一切细枝
末节。 遵守规则原本是一种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目的本身”；其二，崇尚
非人格化的官僚制要杜绝官僚与公众间的一切人际关系， 普遍主义的
处理方式显得如此的不近人情， 也必定会引发人们对官僚傲慢的怨怼
（ Merton，1940：563）。
莫顿的批评很好地代表了美国大多数民众对于官僚制的直接体验
（Ewick and Silbey，2003）。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 40 年代逐
渐切换至冷战状态，美国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美国普通人逐渐开始在
生活中大量见识到官僚体制及其技术， 这为他们积累对于官僚系统的
反感提供了现实素材（Graeber，2015）。 社会学家通过访谈发现，普通民
众在与政府人员打交道时遇到困难和挫折是如此之普遍， 个案中丰富
的情感及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往往被官僚制的分类定义为无关紧要，人
们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和尊重， 因此认为官僚都缺乏反应能力和同理
心。 看似公正与理性的官僚制逐渐成为不近人情、反应迟钝、代价高昂
的国家专横权力的代名词（Ewick and Silbey，2003）。 进入 60 年代，随着
左翼民权运动的兴起，对社会控制的抵制与反官僚情绪相互交织，反官
僚的个人主义话语进一步激进化（Morgan and Orloff，2017）。
从国家层面看，官僚制命运的起伏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衰高度同步。
20 世 纪 30 至 50 年 代 ， 融 合 了 凯 恩 斯 理 论 的 福 利 自 由 主 义（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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