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表达我们对官僚的严厉或减少官僚的行动来赢得荣誉”。 4
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随着右翼学者转向市
场导向，左翼学者中的乐观主义者却开始试图重新拥抱韦伯，希望以改

良的官僚制作为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 新韦伯主义正是在拯救官僚制
的阴影下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而诞生的。
（二）第一波与第二波新韦伯主义
美国新韦伯主义的兴起与“回到国家”学派的工作息息相关。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新马克思主义和多元主义在美国学界长期占据
主导， 二者分别把国家看作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和不同社会利益团体
斗争的平台。 与之相对，20 世纪 80 年代，“回到国家”学派继承并扩大
了韦伯对国家组织性维度的关注， 开始探讨在作为独立分析单位的国
—
家中，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既不是“集体资本家”，也不被利益团体所
控制——官僚阶层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Skocpol，1979；Evans，1995）。
—
在同一时期，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引发广泛关注，学者们
开始重新评估官僚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意义（Woo鄄Cumings，1999；
Chibber，2002；Kohli，2004）。 伊万斯和劳奇（Evans and Rauch，1999）基于
35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明了韦伯官僚制的部分特征与经济发展之
间存在显著关系。他们还创造了“韦伯性指数”（Weberianness Scale）这一
测量标准，用于预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诸
多宏观比较研究和历史个案研究都试图证明， 官僚机构在多大程度上
表现出“韦伯性”与经济增长和公共品提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
显示出新家产制（neo鄄patrimonial）的治理模式则是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发展不足的关键原因（Goldsmith，1999；Sandbrook，1986）。
不过，新韦伯主义很快过渡到了对于“韦伯性”的反思和质疑之上。
随着讨论的推进， 试图找到适用于一切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治理方案的
思考路径遭到了很多批评。 有学者从数据的质量、测量的准确度、研究
的时期等多个方面质疑宏观比较研究的准确性（Wallace，2016；Johnson
and Koyama，2017）。 此外，跨国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同一套制度方
案却不断碰壁的实践经验也迫使学者开始反思“制度单一化”（institutional

4. 参见：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鄄the鄄congressional鄄asian鄄pacific鄄american鄄
caucus鄄institute鄄dinner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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