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与关切（Tsai，2007）。 例如，一项对巴西不同时期的历史比较研究表明，
地方官僚与住房运动活动家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 在缺乏
正式监督的环境中，通过信任与声誉机制持续约束官员行为，并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公共福利分配（ Bradlow，2022）。 类似的机制在拉美其他国
家也多有体现。 长期以来，许多拉美国家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渠道来惩处

滥用权力的官员， 致使民选代表常常背离选民利益（ O’Donnell，1994；
Helmke and Levitsky，2006）。 在此情形下， 基于关系的非正式规范成了
弥补制度空缺的社会性约束来源（ De L’Estoile，2014）。
其次，官僚的社会嵌入性也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偏好与价值取向。
官员在与特定人际网络的长期互动中往往会与人分享相似的社会背景
与 文 化认同， 从而在政治优先事项上趋于一致（ Peng，2010；Tsai，2007；
Grossman and Slough，2022）。 大 量 关于“代 表性 官 僚 制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的研究表明，官僚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族裔、性别或地
域背景——会显著影响其政策偏好与行政实践。 共享相同社会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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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僚 更 可 能 推 动 有 利 于 该 群 体 的 政 策 ， 并 积 极 提 供 相 关 公 共 服 务
（ Butler and Broockman，2011；Ding，et al.，2021）。 在官员回应性普遍不足
的情境下， 这一机制为代表性欠缺的群体和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政治通
道。 例如，一项对印度的历史研究发现，在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由
印度籍官员治理地区的死亡率显著低于由英国官员治理的地区， 因为
前者为居民提供了更多救济措施（Xu，2023）。 类似地，当印度行政服务
官僚在其出生地所在州任职时， 当地居民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显著增
加 （Bhavnani and Lee，2018）。
最后， 官员与民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政策执行
的逻辑和方式，并成为提高国家有效性的重要资源。 在韦伯的理想类型
中， 政治家面对公众， 官员则被默认为与公众隔绝而只需对上级负责
（韦伯，2004）。不过，这一设想低估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也忽视了官员
与公众互动在治理中的根本意义。 事实上，公众对国家的信任并非自然
生成，而是一项需要持续争取的成就。 尤其在制度信任薄弱的地区，大
量研究指出， 官员与民众的直接接触往往是国家赢得信任并重建合法
性的主要渠道。 例如，南美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常将小额信贷项目视为国
家的经济掠夺手段，对政策意图深感怀疑（Canales，2011）。 面对这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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