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背景下才得以显现，并作为对正式规则的权宜性替代而被暂时肯定。 正
如一项讨论庇护主义功能的研究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更加
拮据，人力资本更加稀缺。 这就削弱了政府利用提高工资或绩效工资来
改善官僚选拔和绩效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裙带关系可以减轻对
官僚治理的某些限制”（ Toral，2022：4）。并且，这种替代机制的有效性极

其脆弱，它依赖于政治精英的公共导向。 一旦政客不再重视公共服务，
关系网络便可能迅速蜕变为寻租通道，“关系” 由此会从治理资源转化
为治理风险。
相较之下，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围绕关系的积极意义出现了另
一种更具理论雄心的思考路径。 虽然韦伯（ 2010a：1114）认为，“官僚制
发展得越完备，它就越是‘非人化’，在成功消除公务职责中那些不可计
算的爱、憎和一切纯个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是彻底”，在理想
类型中，规则的适用“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韦伯，1997：
250），但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组织研究就已经指出，纯粹以规则为基
础的官僚主义会使人漂泊在一种不正常的疏远的状态之中， 组织必定
需要非正式的关系和实践作为补充（Follett，1933）。 实践表明，组织在运
行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生成人际网络与非正式规范（Selznick，1949）。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对官僚制困境的持续反思，越来越多的组织
研究开始探索如何在官僚体系内制度化地吸纳关系性要素，使“关系”
与“规则”形成互补。围绕这一思路，学界形成了两条相互呼应的研究路
径：第一条路径是关于关系型组织（relational organization）的研究。 这些
研究强调，组织协调并不必然依赖等级控制，通过制度化的沟通与协调
机制，持续互动所产生的人际信任可以成为组织的治理基础，并转化为
组织绩效（Nahapiet and Ghoshal，1998；Adler，2001）。 这一路径尤其关注
如何将组织成员与客户之间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嵌入正式设计， 使得
关怀与回应不再是偶发性的和非正式的， 而是成为正式角色期待的一
部 分 （Gittell and Douglass，2012）。 第 二 条 路 径 是 关 于 协 作 共 同 体
（collaborative community）的研究。 这些研究则回应了资本主义发展下对
知识密集型团体与专业化分工的需求。 相较于传统官僚体系中由上级
单向制定规则与下级被专业边界分隔的模式， 协作共同体强调让组织
成员共同参与正式程序的设计，并以共享目标维系合作（Adler，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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