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被逐渐放弃。为了对抗那些要求官僚制消亡的主张（Olsen，1988；Savoie，
1994）， 左派学者中的乐观主义者开始了复兴官僚制的改良主义运动。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官僚制在不同制度和文化中的变体， 寻找积极
的官僚实践，力图通过改良官僚组织设计，发明出更加人性化和灵活的
官僚制。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关系对官僚制的正面作用以及实现因人而

异的制度变通逐渐被纳入新的官僚制框架中。
有趣的是，“关系”与“变通”这两个要素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非常
具有亲和性的。 一方面，对关系及附着于关系的伦理的调用往往是掌握
有限治理资源的中国基层干部完成工作的关键。 一些研究发现，官员会
在与公众的直接交往中，通过讲感情、拉关系、讨面子等非正式的权力
技术，消解和模糊正式规则的冲突性，用特殊主义的生活逻辑替代普遍
主义的制度逻辑（孙立平、郭于华，2000；应星，2001；桂勇，2007；肖瑛，
2014；吴毅，2018）。 另一方面，变通作为一种灵活运用制度的方式向来
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中极其常见的政治景观，甚至可以说，变通不是偶然
的实践，而往往作为一种常规化的策略被应用在普遍的政治实践中（王
汉生等，1997；蔡欣怡，2013）。
强调中国文化的研究者认为， 对关系的重视和对制度的特殊主义
实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普遍而持久的特征， 而传统韦伯主义的官
僚制所强调的非人格性和规则的普遍应用恰好站在了反面 （纪莺莺，
2012）。在这一意义上，新韦伯主义的转向格外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但当
曾经笼罩在普遍主义印象下的西方官员同样呈现出“灵活对待制度”和
“注重人际关系”的工作特征时，当新韦伯主义的视线转向全球南方和
发展中国家， 将广泛存在的非正式要素正式承认为理性化官僚制的重
要补充时，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谈论中西差别呢？ 这些与中国本土研
究所关注的现象看似如此相似的论述的理论旨趣与分析逻辑究竟同中
国有何异同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新韦伯主义诞生的历史
背景和发展脉络，以说明“关系”与“变通”何以成为西方学者改良官僚
制模型的关键环节。 第二和第三部分将以对“关系”和“变通”的积极理
解为主线，系统梳理新韦伯主义中具有代表性的经验研究，并揭示这些
研究背后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意涵。 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将集中讨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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