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期待官员能够在具体的案例中保持敏感， 把抽象规则与复杂现实有机
结合，调动个体性的道德情感以做出整体的、更好的判断。

四、 消化消极影响：内在驱动与文化控制的核心地位

在承认“关系”与“变通”所带来的独特价值的同时，这些“反韦伯”
要素所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也从未被忽略。 大量研究指出，将非正式
关系纳入组织运作，可能会滋生腐败（ Rose鄄Ackerman，1999）、扭曲政治
激励（Geddes，2023）并削弱正式的问责机制（Stokes，2005），进而导致公
共资源的转移（Keefer，2007）。 通过“关系”积累对个案的了解并以特殊
主义的方式执行政策固然可以增加工作的灵活性和对公众的回应性，
但也因此难以避免对其徇私或偏袒的批评。 类似地，对规则的变通或
许能够在特定情境中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但是规则的差别性实践也

会 消解 基 于普 遍 主 义 和 中 立 性 的 官 僚 主 义 理 想 （Godbout and Caillé，
2000），每一个被合理化的例外都可能削弱规则的权威，使后续执行愈
加困难。
正因如此，在修正僵化的官僚制框架的同时，如何在公平与灵活、
中立与关怀甚至是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持存的紧张关系中找到微
妙的平衡，构成新韦伯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 接下来，本文将介绍新韦
伯主义者如何理解这一张力，并探讨其应对消极影响的主要路径。 6
（一）跳出“委托—代理”模型
从组织视角来看，传统的官僚制研究大多围绕“委托—代理”模型
展开。 韦伯将官僚组织理解为一个自上而下分派任务的等级结构，在此
基础上，“委托—代理” 模型强调作为上级的委托人与作为下级的代理
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因此，为了确保代理人朝着组织目标努力，委托
人必须依赖各种监督机制以实现控制（Kiser，1999）。 前文所述的官僚对
于关系的运用和对规则的变通，则给官僚组织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挑战，
即在何种条件下，官员的能动性表现才是有益的？ 如何确保发挥能动性

6. 需要强调的是， 本文接下来所梳理的线索是在众多新韦伯主义研究中逐渐显现的一
条分析性的主要脉络，而非所有相关研究都遵循的统一路径。 并不是每一位新韦伯主义
者都会依次从反思官僚制的特征出发，转向探讨反韦伯要素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并最
终抵达文化控制模型。 新韦伯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边界松散、议题多元的研究领域，其中
的许多工作保持相对独立，也未必将上述问题串联为一个整体。

·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