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社会》2026年第1期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关系的切割和对规则的小心遵从），唤醒那些潜藏在官僚内心深处的对
于理性化精神的信仰，重新释放出能动性，让官员能够自内而外地指导
自己的工作， 在每一个具体的场景和文化中重新定位官僚制最恰当的
制度安排。
官僚制到底是什么？ 是韦伯在著作的不同地方所列出的包含择优

录取、基于固定薪金、分工明确、遵守成文规则、等级森严、非个人化在
内的诸多特征的集合吗？ 以要素的视角来审视官僚制设计，这一理想类
型的各个组成部分似乎并不构成一个必然有内在关联的集合体。 几乎
在韦伯著作传入美国大陆之初，类似的批评就屡见不鲜。 对于哪些特征
更紧密地为官僚制的理性目的服务， 哪些特征不过是由于韦伯所选择
的案例特殊而偶然性地依附在官僚制左右， 不同学者提出过多个版本
的回答（ Stinchcombe，1959）。 更重要的是，尽管本文仅着眼于与“关系”
和“变通”两个特征相关的经验研究，但事实上，随着新韦伯主义的发
展，官僚制的所有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拷问。 无论这些特征过去
如何被论证为是官僚制精密设计的重要一环， 在这场在全世界范围内
搜索优秀官僚制实践的运动中， 美国学者都可以找到极富说服力的反
例。 那么，如果定义官僚制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被部分乃至全盘推翻，
韦伯的官僚制到底是什么呢？ 新韦伯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回到了形
式理性背后最重要的理性精神之上。
杜盖伊（Du Gay，2000）曾指出，官僚制不只是技术和实践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积极的道德和伦理成就。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
演讲中，韦伯明确拒绝了存在一个统一的道德人格、一种单一的善好支
撑人类行动的说法，认为我们被置于不同的生活秩序中，而每种秩序都
受制于不同的法则（Weber，1994：362）。 在私人领域中，或许公认的准则
是我们不应该为了自我利益而让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受损； 在国家领域
中，公共利益始终是最高的优先级（Rothstein and Teorell，2008）。 然而，
官僚制最核心的理性精神就在于，官员在组织目标的驱动下，产生了一
种全新的取向和道德承诺，这种承诺独立于甚至超越了我们与亲人、朋
友之间的情感纽带，并导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彻底分离（Du Gay，
2005：51）。 就像涂尔干（2000）指出的“契约的非契约要素”对于市场的
重要性一样，这一“官僚制的非官僚要素”才是官僚制的真正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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