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更为复杂。 寄希望于先改变物与秩序，再自内而外地塑造人的这一设想
究竟该如何扎根不同的文化土壤呢？ 宏观文化不仅是官僚组织运作的
独立背景，更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合法性、行动规范与意义结构的来源。
例如，若从韦伯对中国家产官僚制的分析出发，问题首先便在于，在一
种以“适应”而非“改造”世界为中心的文明伦理中，经由训练和文化工

程塑造出来的官僚人格究竟会内化为什么样的理性精神呢？ 面对这一
困难，新韦伯主义者的处理方式令人意外的简单。 他们将宏观的历史文
化视为扰动与噪音，希望通过隔离文化的影响，继续在组织层面输出一
种 简单 而一贯 的 理 性 化 方 案 （ Prasad，et al.，2019）。 例 如 ， 米 斯 特 瑞
（ Mistree，2015）发现，印度理工学院在拒绝腐败方面表现优异，他的解
释是，印度理工学院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不依赖于其他公共部门的利
益捆绑，因而有能力实现单独的选贤任能的激励措施，并将追求公共利
益的特定文化施加给组织成员。 类似地，新韦伯主义研究广泛强调赋予
公共机构自主权的重要意义， 因为有自主权的公共部门才有能力与大
环境中“有问题的”文化划清界限，从而保持自身的“纯洁性”（Grindle，
1997；McDonnell，2017）。 在这一逻辑下，历史文化如何塑造理性精神的
问题被系统性悬置， 新韦伯主义者将组织视为解决道德挑战的基础单
位， 并把发展中国家表现优良的公共部门解读为一块块理性化的“飞
地”。
（二）理性精神的外部危机
技术主义版本的理性精神带着深刻的欧洲法治国家的制度烙印，
即政治与行政系统相互独立， 关于公共价值的思辨主要由政治家和立
法机构承担，官僚则被期待在这一分工框架下，通过（灵活地）忠于既定
的组织目标来服务公共利益。 由此，官僚对组织绩效的责任得以被视为
对公共目标的责任，但这一转化本身以一个关键条件为前提，即政治系
统必须被广泛承认为公共价值的正当代表， 其所形成的政策目标也必
须具有足够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即便是在拥有成熟官僚制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一前提在当代
也正变得愈发不稳固。 政治理论家奥菲（Offe，1985）曾提出，形式理性
与价值理性的契合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偶然， 而这一偶然性得以成立的
基础在当代已被逐渐侵蚀。 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公共部门不再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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