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认为应当凌驾于私人利益之上。 例如，非洲社会中存在两重公共领域：
与亲属关系相关的“原始公共领域”（ primordial public）和与国家机构相
关的“公民公共领域”（ civic public）。 公众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道德，有
道德的个体应当时刻牢记回馈原始公共领域， 而公民公共领域不过是
获取利益的来源而已（Ekeh，1975）。

在这场全球范围内寻找积极的官僚制实践的运动里， 新韦伯主义
力图通过技术主义的理性精神把那些反韦伯的要素实用性地吸纳到新
的官僚制框架中，却忽略了这些所谓“反韦伯”的要素本身就是由完全
不同的伦理和观念所滋生的，二者建立在不同的伦理基础上。 我们需要
的可能不是对官僚制框架细节的修正， 而是对其普遍性和规范性预设
的更根本的质疑。 对此，不同国家的学者结合自身的文化与历史，提出
了替代性的想象力资源。 例如，一项对太平洋布干维尔岛的研究提出了
“关系性国家”的 概 念（ Peake and Forsyth，2022），以 批 评 官 僚 制 理 论与
现实境况的高度不匹配。 在布干维尔地区，由于官员人数有限，国家与
社会高度交叉，塑造了人们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即国家的运作和权力的
行使本身就系于关系及其附带的责任与义务。 官僚制理论的设想是尽
可能地关闭这些关系网络，但“采用关系国家模式的做法则是积极努力
打开更多的网络，确保每个人至少有一个可能求助于官僚的渠道，无论
是通过宗族、 教会、 学校还是其他隶属关系”（Peake and Forsyth，2022：
19-20）。 在这一意义上，关系不是对官僚制框架的补充和修正，而是它
本身就构成社会治理的伦理性基础。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也在这一方向
上做出了诸多重要探索，大量研究尝试将差序格局、家国主义、行动伦
理、尊尊之统等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治理问题对接，力求为中国特色的
社会治理奠定可依循的文化与伦理基础（周飞舟，2018，2021；吴柳财，
2023；周雪光，2024；何奇峰，2025）。
总之，在认识了新韦伯主义范式的思想根基之后，我们可以开启一
场更加开放而审慎的对话。 关心公共行政的学者以韦伯提出的作为理
想类型的官僚制为媒介，通过提出一系列的正题和反题，不断推进着人
们对于好的社会治理的认识。 这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绝好的对话空间，
全世界范围内那些与我们高度类似的官僚实践和与在很大程度上与我
们关注着同样主题的讨论，为我们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理论资源，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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