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声望，官僚在被选拔进入体系的同时会获得专业认可，从而更愿意通过
工作表现维护个人及部门声誉（ Grindle，1997）
尽管传统的“委托—代理” 理论主张通过限制官员的自主裁量权
及其与社会的接触来降低寻租风险，新韦伯主义却从内在动机的视角
指出，这些看似危险的“机会”同时激发了官僚能动性中积极的一面。

在这一意义上，限制官员逐利行为的不是极尽缜密的监督，而是官员
内 心 对 于 被 认 可 和 不 辜 负 他 人 信 任 的 渴 望 （ Tendler and Freeheim，
1994；Tendler，1997）。例如，荣誉感不仅推动着官员投入工作，也约束着
官员不要偏离组织目标。 埃文斯（ Evans，1995）的经典研究表明，日本的
精英大学同学会加强了官僚机构和企业家的联系，进而有助于官员制
定和推动合适的工业政策。 更重要的是，同学会网络赋予了日本精英
官僚极高的凝聚力，正是这一建立在非正式网络之上的荣誉感和认同
感限制着官僚被社会利益所俘获，从而避免了嵌入性的负面作用。
于是，既有研究系统考察了招聘、培训、考核、晋升与内部沟通等组
织设计如何在公共部门中培育有利的组织文化， 从而激活官员的内在
动 力 ， 并 指 出 理 想 的 公 共 文 化 应 在 统 一 性 与 多 样 性 之 间 取 得 平 衡
（Dilulio，1994；Rainey，2003；Oberfield，2014）。例如，对美国林业局的经典
研究表明，通过一整套相互配合的行政安排，组织可以在监督有限的情
境下塑造强有力的统一文化，驱动官员形成自愿服从，实现组织的高效
运作（Kaufman，2006）。 然而，过度统一或过度强调特殊主义也可能带来
僵化或偏袒的风险，因此，近期的一些研究主张在组织层面制度化多元
视角与冲突性讨论，通过持续生产“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促使官员在
公平 、 合 法 性 与 灵 活 性 之 间 保 持 反 思 （Canales，2014；Battilana，et al.，
2015；DiBenigno，2018）。

五、 反思作为“超文化”的理性精神：新韦伯主义的张力与
出路

对韦伯（2007）而言，现代性的悲剧在于本应由价值理性驱动的形
式理性叛离了自身的目标，成长为新的目的，反而把原本的价值理性束
缚在“铁笼”之中。在这一意义上，新韦伯主义复兴官僚制运动的关键就
在于，敢于打破一切常规的依附于形式理性的规则约束（包括对非正式

·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