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的官员仍然对官僚组织和公众负责？ 正如盖尔马德和帕蒂（Gailmard
and Patty，2012） 所指出的， 这两个问题已成为研究官僚机构的最有影
响力的理论视角之一。 尽管政治学与经济学中已有大量研究依托“委
托—代理”框架设计了控制机制，如通过绩效合同（ Dixit，2002）或官员
轮换来强化监督（Hertzberg，et al.，2010），但是基 于 这 一 模 型 的 制 度 设

计仍面临诸多挑战。 例如，公共机构普遍面对多重委托代理和多任务难
题，使得从标准模型中推导出简单结论变得困难；又如，这一模型可能
忽略了复杂的现实情况， 即官僚始终是嵌入在政治网络和与公众的互
动之中的。
与此同时，或许更根本的矛盾在于，如果要通过纳入关系与鼓励变
通来放松官僚制僵化的形式理性框架， 启用更复杂的监督机制岂不是
又把官员关入了另一个牢笼中吗？ 于是，尽管有相当多的研究延续着更
传统的韦伯方案， 但在这一充满张力的讨论中仍逐渐浮现出另一条颇
具影响力的理论路径，即转向对官员内在动机、职业伦理和组织文化的
关注， 试图以文化控制模型来理解官僚体系如何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
避免失序。
这一理论上的发展是从挑战“委托—代理” 模型的基本预设开始
的。 学者们指出，“委托—代理” 模型局限于一 种 经 典 的 经 济 人 假 说
（Inauen，et al.，2010），这种对个体动机的狭隘理解以个人主义、工具性
和个体理性为核心（O’Flynn，2007），而完全忽视了兴趣、成就感、利他
主义等内在动机和社会性偏好的解释力。 这一问题在公共部门研究的
视野下尤为突出，新韦伯主义者批评道，“委托—代理”模型非常擅长解
释为什么官僚会推卸责任、玩忽职守或以公谋私，却远不能解释为什么
即便在缺乏足够监督的情况下，会有官僚竭尽所能地投入工作，甚至愿
意付出超出职责范围的时间和精力。 如迪乌里奥（Dilulio，1994：218）所
说，“委托—代理” 理论预设人们都是“追逐私利的懒汉， 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能逃过一劫，就会推诿、颠覆和谋私”，但却没有研究在什么条
件下人们会为了责任、爱、认同以及种种道德性的承诺而选择以符合公
共利益的方式行事。
（二）从外在约束转向内在驱动
在从外在约束转向内在驱动的过程中， 新韦伯主义广泛吸收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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