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也并非仅存在一元化伦理，村民们甚至担心，项目资金若直接发放给贫
困群体，可能很快就被花光，而且他们缺乏借由项目“造血”的能力（李
培林等，2020）。
更重要的是，合法性的生产链条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一定的经济目
标后，人们的合法性诉求变得更加多元，如在扶贫的后期阶段，“帮穷”
与“帮能”“帮亲”“帮弱”“帮需”的社群伦理张力加大（王雨磊，2017）。
又如在经济社会整体较发达、收入水平较高的地方，人们更在乎公众参
与、透明性、服务态度等软性指标，地方政府若一味追求经济偏好和发
展型项目则可能事与愿违，遭遇合法性困境，再分配型项目反而更受欢
迎（游宇、张光，2015）。
进一步而言，学界需要对项目制运作中国家层面的政策话语、符号
象征及其认知基础和社会层面的深层文化认知与道德民情展开深入探
究。当然，我们通过上文也能发现，不管是项目的实质绩效，还是法理程
序、道德价值，只看国家主体是不够的，还需要分析国家如何与社会诉
求匹配起来，这就有赖于另一重机制———嵌入性。

六、 项目运作中的嵌入性机制及其根本张力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中， 嵌入性是另一个社会学意味颇强的概
念。 波兰尼（2013）从社会综合角度将之引入，认为经济和政治制度、行
为本来就嵌入于社会之中，只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市场经济和自由主
义国家理念在不同意义上“脱嵌”于社会。 然而，波兰尼有所忽视的是，
“ 脱嵌”于社会反而有利于摆脱纷繁多样的规则、圈层化的限制以及与
之相伴的成本、规范等束缚，进而带来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甚至创
造出更为理性化、非人格化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并为人类社会生发出
新的可能性。
相比而言，格 兰 诺 维 特（Granovetter，1985）对“脱 嵌”的 使 用 更具 分
析性意涵（刘世定，1999）。 虽然格兰诺维特的分析不像波兰尼等人那样
深具结构性、宏观性，而是从微观的社会关系角度切入，但他对社会行
动考察之两重倾向———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批评， 同样适
用于更结构性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国家对社会若过度嵌入（被锁定、
被俘获），就会像埃文斯（2025）指出的那样丧失自主性，而嵌入过低（脱
嵌、隔离），又会影响其实践感和现实感。在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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