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法、平等权利法案、教育法则、财务审计标准等基本程序的遵守。 第二
个层面是程序的法理性。 这就回到韦伯（2010a：322）的经典论述：法理
权威乃“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之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享有权威根 据
这些规则发号施令之权利（合法权威）的信仰”。 在实践中，对项目程序
的遵守介于规制与法理之间。
第一是规制合法性。 它与新制度主义论述贴合，其居于主导之位的
情况与绩效合法性面临的挑战相呼应，有效性和合法性之间脱耦运作。
表面上看，项目设定了更加严苛的设计、预算、申报、审批、投放等程序
和更加频繁的督导、问责、检查、验收等安排，开展了更加紧锣密鼓的填
表 、 汇 报 、 迎 检 、 总 结 等 活 动 ， 人 们 似 乎 比 以 前 更 重 视 绩 效（陈 水 生 ，
2014；龚为纲，2015；张良，2023）。 然而，以事本主义为核心要义的项目
治理原本注重的是目标和结果导向的强激励，而不是对过程、程序的强
控 制（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 戴 维 斯 ，2023； 史 普 原 、 李 晨 行 ，
2023），对后者的强调实际上是一种合法性替代。
第二是法理合法性。 组织在响应法规时，是否如韦伯所言，真正信
仰这些规则？ 答案未必是肯定的， 其对规则的崇拜很可能仅是象征性
的。这就体现出规制与法理之间的张力。学界对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一
项重要批评亦来源于此， 即仪式性地遵循某项制度常常意味着该制度的
实质意义大幅衰弱，而“阳奉阴违”会进一步破坏其合法性（Stinchcombe，
1997）。
法理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谓项目规则往往只是部门、地方
规章，而不是与社会多方讨论、协商制定的法令。借用卢梭式语言来讲，
即未将某一特殊利益及观念上升为普遍意志。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
么项目运行中广泛存在“树典型”“抓亮点”等行为，它们对基层社会的
代表性不足，却屡见不鲜（冯仕政，2003；张新文，2015）。 自上而下地看，
这些行为满足了上级的合法性指令；自下而上地看，它们则可能“悬浮”
于社会之上。
（三）道德合法性的运作基础及多维张力
在 一 项 关 于 合 法 性 的 总 结 性 研 究 中 ， 道 德 合 法 性 被 单 列 出 来
（ Suchman，1995）， 而且该研究在展开分析时囊括了韦伯（2010a，2010b）
笔下的传统型（结构层面）与超凡魅力型（个人层面），使这一概念的内
容比赵鼎新（2016）提出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更为广泛。 此外，它与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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