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的项目制治理反而刺激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马光荣等，2016），甚至
拉大了地区差距，而且这一点在县乡层面尤为明显（尹恒等，2007）。 不
过，这并不等于说项目制治理对地方支出偏好的矫正不成功，至少在省
级层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均等化作用的（王绍光，2002；范子英、张军，
2010；陈家建、巩阅瑄，2021）。
其次，在经济偏好之外，还存在其他难以被经济化统摄的任务。 例
如，近年来，环保、扶贫等早期排序低于经济发展的任务被提升到更高
位置，难以被代理人草率应对，而这些任务在相当程度上由“条条”部门
推动。 因此，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另一重委托人——中央部门（“条
—
条”）。它们更接近于韦伯（2010b）意义上的科层组织，专业性强，流动性
低，相对更适于主导那些持续久、影响远、见效慢的项目，如乡村振兴、
粮食生产、环境治理等。
对基层政府而言， 一种常见策略是捆绑执行上述经济任务与民生
任务，或者推动所谓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关联治理（李晨行、史普原，
2025）。有研究曾生动地指出，“能够介入土地综合整治这种‘稳赚钱’的
项目，必须有一定的资格，即必须下乡从事‘集中流转土地’‘发展现代
农业’这种可能赔钱的项目”（周飞舟、王绍琛，2015：82）。
通过叠加多元而纷繁的项目任务， 某个或少数代理人的关联治理
就水到渠成了，这亦可以解释项目分配的“马太效应”（杨善华，2017）。
恰如渠敬东（2012：128）所指出的，“前一个项目留下的遗留问题或意外
衍生出来的问题，需要后一个项目来解决”。一个颇有意味的案例是，某
村本来与邻村相比初始条件基本相同，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上级政府选
择在该村实施扶贫项目，此后，虽然该村已经宣布脱贫，但为了防止其
返贫，其后的乡村振兴项目仍继续在该村实施，由此导致村庄间的差距
不断拉大（黄六招、别亦铭，2024）。这一现象看起来是路径依赖，实际上
与多重任务叠加高度关联。
（二）委托代理机制中的信息问题

信息在委托代理机制中同样重要， 以至于该机制常被称为信息经
济学。 在该机制内部，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本假定，并且探讨的主要是
代理人拥有委托人所不掌握的信息。 这种假定或隐或显地基于较为发
达的联邦制国家的经验，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也有类似提法，
典型的如“地方性知识”（吉尔兹，2000；斯科特，2004；马良灿，2013）。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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