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尔曼（2008：36-42）曾划分出四种社会行动类型，并指出具有外部性的
行动给社会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明显。
（一）外部性：空间与时间
依照财政联邦论，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
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Tiebout，1956；Oates，1972，1999； Inman and
Rubinfeld，1997；Lockwood，2002；Weingast，2009），但如果一种公共产品的
供给成本由下级政府承担而收益溢出本地，就会产生外部性。 对此，地
方政府往往倾力打造仅辐射本地的基础设施， 对外部性强的项目则热
情不足，上级部门对这部分的奖补便成为项目制的起源（ Qian and Roland，
1998；楼继伟，2013；李萍，2013）。
上级政府在奖补下级项目时会问，该项目究竟是否具有外部性，具
7
有多大的外部性？ 对此，社会学观察可以很好地与财政学理论互补：某
社区打造民生项目，购买了图书、服装、设备等，向区级财政申请项目补
助时遭到财政科长的反驳，认为此类社区项目不应“由政府买单”，这就
属于私人利益的公共转嫁（孙宇凡、蔡弘，2018）。 财政科长虽未明言，但
其质疑就是站在外部性视角上。
财政联邦 主义的前 提 假 设之 一 是 不 同 区 域 的 居 民 可 以“用 脚 投
票”，从而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项目。然而，若存在不完全流动
性，如户口限制，外部性难题便趋向复杂化。 中国有数亿农民常年不居
住于户口所在地，而是向全国各地特别是发达地区流动，对流入地的城
市建设、社会服务、市场活力等做出了极大贡献，却难以充分享有流入
地的社会福利。 地区间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外部性难题，某些贫困地区为
辖区居民提供了义务教育服务，但居民成年后不仅未回馈当地，反而纷
纷向发达地区流动，去支援其他地区发展，这进一步拉大了地方差距。
于是，贫困地区更不愿动用本级财政发展基础教育（乔宝云等，2005；尹
振东、汤玉刚，2016）。 这种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外部性，部分由国家投

7. 财政联邦主义模式下项目制的理想类型主要考虑的是正外部性。在项目实践中，上级
部门除了对正外部性进行奖补，还会对负外部性进行矫正。 试设想新制度经济学案例常
举的例子：铁路破坏了周边农田，企业排出的废水污染了河道，这些问题构成了私人成
本和社会成本的偏离。 在现实社会，谁来承担偏离后果，往往取决于谁的呼声更高、社会
影响力更大。 在上级看来，这就是社会稳定所系。 更多项目投放给所谓“薄弱村”（折晓
叶、陈婴婴，2011；桂华，2014），便隐含着政府的负外部性考虑。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