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 - 《社会》2026年第1期

项目治国：基于四重机制的总体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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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所说的规范合法性大致同源。 与前文所述两重合法性分别侧重
于结果（是否有利）和过程（是否合规）不同，道德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社
会建构的价值体系，它问的是正确与否的问题。
何谓道德？ 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传统，即长期形成、约定俗成甚
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和伦理观念（ Swidler，1986；DiMaggio，1997）。 在
中国传统伦理中，差序格局多被提及（费孝通，2012a）。 一项关于扶贫项
目库的研究（殷浩栋等，2017）划分了三重理性，并指出基层政府行动的
准则是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科层理性（近似于程序合法性），科层理
性优先于工具型关系理性（近似于绩效合法性）。
我们不妨以合作社为例，进一步比较道德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程
序合法性。在项目落地乡村时，海量“三农”项目的最终承接者往往是合
作社。 但是，大多数合作社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是“农民的公司”，而是
被握有大量资本的公司实际控制，相当多所谓的社员只是“挂名”，连他
们自己也常常不知晓隶属什么社（潘劲，2011；熊万胜、石梅静，2011）。
首先，从绩效角度讲，对国家而言，相 比 于数 量 众 多 、资 本 不 足 的
农民，与这些数量较少的合作社打交道的协调成本更低，也更能推动
农地规模经营、乡村产业化等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三农”项目。 并且，
这些“可能赔钱的项目” 如果离开了合作社或具有社会企业性质的公
司，单纯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很可能就会面临困难（李博、左停，
2016；李晨行、史普原，2025）。 其次，从程序角度讲，合作社等组织可以
更好地把握和运用相关法律制度且“实践感”颇强，具有驾驭复杂程序
的策略和艺术（许汉泽、李小云，2016）。 然而，从道德意涵角度对上述
现象的价值评价就变得暧昧不清了。 一方面，原本投放给“三农”领域
的项目，农民却未得到太多实惠，而是被公司性质的合作社占有，这被
认为是“精英俘获”“掠夺”（邢成举、李小云，2013；黄宗智等，2014）。 对
此，有的民众抱怨国家“扶资不扶农”，以至于产生“政权合法性排斥”，
“基 层 政 权 的合 法 性 受 到 部 分 影 响 ”（梁 晨 ，2015； 焦 长 权 、 周 飞 舟 ，
2016）。 另一方面， 道义伦理其实一直是多元的、 建构性的（Swidler，
1986），贫困乡村的民众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得不外出打工，是因为家乡
缺少产业项目，而要想集体致富就要靠乡村产业。 即使在扶贫项目中，

12. 同样是对规范合法性的探讨，迪马齐奥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强调专
业机构、社会团体等作为规范的来源，而斯科特（ 2010）则更侧重于道德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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