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社会》2026年第1期

社会·2026·1

对项目目标的信息认识越清晰，便越不依赖与“块块”部门的沟通，而是
倾向于使用标准化模式落实项目。反之，“条条”部门对项目的认识越模
糊， 就越容易允许乃至鼓动下级部门将更 多 信息反 映 上 来（Gibbons，
1999）。 因此，所谓“跑部钱进”除了带来寻租、腐败等负面后果，还是一
种信息交流机制。 在交流过程中，双方的信息解读分歧减少，以前未显
示甚至隐藏的信息得以显现，此乃项目协调、撮合的意义所在（付伟、焦
长权，2015；吕方、梅琳，2017；王清，2019）。
前述两种机制均侧重于讨论组织内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而项目
在传导过程中常常溢出政府组织。 一方面，项目发包的本质意图关乎政
府从社会环境中获取合法性以维系组织的稳健和长期生存；另一方面，
社会主体对不同项目有着不同的承接意愿和能力， 国家也将选择相应
的嵌入方式，由此催生不同的运转效能。

五、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本质目标：合法性机制

合法性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命题，韦伯将之区分为传统型、超凡魅
力型和法理型三种类型（韦伯，2010a）。 沿着这条脉络，赵鼎新（2016）进
行了一些改造，大致将传统型与超凡魅力型并入意识形态，以程序对应
法理型，并提出了第三种来源———绩效。 有研究指出，项目治国的根本
就是绩效合法性（渠敬东，2012），下文将首先对此进行拓展分析。
（一）绩效合法性：特质与挑战
绩效，狭义地讲就是“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国家为大众提供公共
物品的能力”（赵鼎新，2016：169）。更广泛而言，绩效不仅体现于公共物
品的供给情况，还包括经济增长、收入提升等。本质上，它建立在组织直
接受众的功利考量之上，亦可称为“实用主义合法性”（Suchman，1995）。
结合组织分析，它是一个颇为吊诡的概念，因为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
早期研究中，合法性之所以构成“神话”，是因为它与有效性（绩效）区
隔开来 （Meyer and Rowan，1977；DiMaggio and Powell，1983）。 在其他领
域，类似看法并不罕见（利普塞特，1993）。这些研究并未否定绩效，而是
指出，在当今世界，科层制或其他理性化制度已经度过必须借助有效
性来证明自身的阶段。 但是，对于早期现代社会以及那些需要将理性
化植入原有政治社会体系的后发展国家而言，绩效仍是必要的合法性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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