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一）一个三层分析框架

信息的获取、传递与控制作为国家治理演进的核心变量，深刻塑造
着制度设计与行动逻辑。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信息不对称始终是多层
级政府治理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各时代均通过制度设计与行动调适
予以应对。 例如，在政社关系层面，古代中国通过连坐保甲制克服信息
劣势， 即国家通过构建责任连带机制有效利用分散化信息并降低治理
的信息成本，进而维持大一统与社会稳定（张维迎、邓峰，2003）。在上下
级政府关系层面， 古代中央政府创设多元渠道获取信息以降低施政风
险，而地方官员则通过选择性的信息上报（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应
对政绩考核并规避问责风险（邓小南，2008a，2008b，2019）。 这些历史经
验表明，信息传递模式深刻影响着政府与社会，以及各级政府间的关系
与互动。 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必然引发治理结构的变迁，进而重塑行
动者所处的约束环境与策略空间。 基于此，本文旨在从信息传递模式变
革、治理结构变迁与风险约束重塑三个层次，系统分析数字时代舆情重
塑基层治理的具体机制。
1. 信息传递模式变革：从封闭分级到双向倒流
当代中国的治理结构基于“属地管理原则”与“分级过滤机制”建立
了一套信息传递的管控体系。 其中，属地管理原则确立了地方对信息的
初始控制权，分级过滤机制则确保信息在向上传递时经过筛选和加工，
使信息流动始终处于有序且可控的状态。
在横向政社关系层面，信息主要通过“由内向外”的方式流动。 在传
统信息环境下，信息向社会扩散主要依托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遵循分级
管理原则，不同级别的媒体有着明确的报道权限，并受到地域、时效和
管控等多重限制。 政府通过政务公开、新闻发布和宣传报道等正式渠道
向社会传递经过筛选的信息， 同时通过督查巡视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发
现和处理问题。 在这种格局中，公众主要作为信息的被动接收者，政府
则掌握着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导权。
在纵向政府间关系层面， 信息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逐级传递方式
流动。 在传统信息环境中，信访体系构成信息在政府体系内向上传递的
重要渠道。信访体系遵循“逐级上访”原则，确保信息按照行政等级逐级
筛选和传递，并将问题的处置权限定在特定行政层级内，发挥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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