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这种封闭性确保了信息主要在行政系统内部传递， 从而维持了风险治
理中的灵活性与自主空间。
但是，在数字时代，上述假定正面临根本性挑战。 一方面，信息传
播技术的发展使局部事件能迅速 引 发 全 国 关 注（周黎 安 ，2014），上 下

级政府之间的信息分布格局面临重构。 另一方面，公众在社会治理中
的 角 色 日 益 凸 显 ， 国 家 治 理 的 重 心 正 从“国 家—官 僚 ” 关 系 转 向“国
家—民众”关系（周雪光，2017）。 尽管已有学者意识到这些变化趋势，
但现有理论框架尚未对数字技术如何重 构 传统风险治理 的 内在逻 辑
提供机制性解释。
（二） 数字时代的风险治理
在数字时代，新媒体的互动性、移动化和社交化特征将用户转变为
内容生产者和传播渠道（彭兰，2016，2018）。 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社
交网络用户达 11.01 亿，占网民总数的 99.3%。 单一议题在抖音等平台
的曝光量可达数十亿次，远超传统媒体的影响范围。 2 数字技术的变革
重塑了“舆情”的内涵与特征：舆情作为中国语境下的传统概念，在 21
世纪网络社交平台兴起的趋势下， 从传统的由精英主导的舆论模式转
变为公众通过自媒体直接表达意见和情绪的总体性民意（倪琳，2017）。
这一转变为国家治理带来了全新的议题与挑战。
学界对数字时代舆情治理的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 第一类研
究将舆情视为政府治理的外部环境，聚焦网络舆情的发生机制。 这类研
究揭示了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在传播主体层面，传统媒体的
“把关人”角色在网络传播环境中逐渐式微；在传播方式层面，信息的传
播速度与范围实现突破性拓展，使区域性事件更易获得全国性关注；在
传播效果层面，“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加剧了公众情绪的极化，
负面舆情构成社会分裂的重要因素（曾祥敏、戴锦 镕 ，2020；邢鹏飞、李
鑫鑫，2020；高 虒源等，2019）。 这类研究多停留在对信息传播机制的技
术性描述，较少探讨这些变化影响政府治理的具体逻辑。
第二类研究将舆情视为政府治理的对象， 着重探讨政府应对网络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IC) 在京发布第 55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25 年 1 月 17 日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117/c88 -11229.html， 网 址 访 问 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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