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可归纳为“压力—应对”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基层政府面临自上而
下的治理压力。 中央通过“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1998）、“目标管理
责任制”（王汉生、王一鸽，2009）、“技术治理”（渠敬东等，2009）、“包保
责任制”（田先红，2012）等制度安排，将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治理风险的

任务层层压至地方，构成了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结构性约束。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发展出双重应对策略。 在风险治理层面，基层
灵活使用各类非正式策略化解社会风险，防止矛盾升级，如“变通”（王汉
生等，1997；孙立平、郭于华，2000；应星、晋军，2000；欧阳静，2009，2022）、
“摆平理顺”（应星，2001）、“花钱买平安”（杨华，2014；Chen，2016） 等。
在风险规避层面， 基层则利用信息优势消解来自上级的压力并规避问
责风险。 基层政府通过“共谋”（周雪光，2008）、“政策目标置换”（薛泽
林，2019）、“合作应对”（李立等，2023）等策略应对上级监督、消解治理
压力，并通过复合策略规避问责（倪星、王锐，2018；李晓飞，2019；许玉
镇，2020），不仅弱化了对外部社会风险的应对效能，还滋生了内部治理
风险。
由此可见， 风险应对策略视角揭示了基层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复
杂角色：一方面，基层在上级压力驱动下灵活采用各类策略化解社会风
险； 另一方面， 基层利用信息优势对中央政策目标进行置换并规避责
任，反而可能导致社会风险的累积与激化。 这种双重性表明，基层既可
能是风险的缓冲者，又可能成为风险的生成方。
2. 组织制度安排视角
组织制度安排视角侧重从宏观层面探讨政府体系内风险分配的结
构安排。 这一视角将各级政府关系（ 尤其是央地关系）置于“委托—代
理”框架中加以分析，关注中央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通过权责
分配、激励机制和监管手段管控社会风险并约束代理风险。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由于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
及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差异，代理人的行为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Jensen
and Meckling，1976；Holmstr觟m，1979；Fama，1980）。 当委托人无法完全监
督代理人行为时，需要设计能够反映代理人行动信息的合约，以降低代
理风险（周雪光，2003；张维迎，2012）。 基于这一理论，学界对中国国家
的风险治理提出了两种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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