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2015）。 费孝通（2011：34-35）将西方社会中的社会模式概念化为“团体
格局”，个体可以从属于多个团体，团体则以共同体的规范约束其成员。
在这样的个体观念之上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
—“结网”（networking），
较之于差序格局观念下的“拉关系”，具备更强的后致性、多元性和不确

定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先赋性“关系”或其拟态，其强弱和具体内容始终
能够被关系各方所审视、定义和建构，并需要职业共同体设立规则和边
界。 因此，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德国古典音乐界非常强调通过表达自
身的趣味和情感寻找工作机会和合作者的能力。 相应地， 与行业内的
“陌生人”打交道并获得其在专业层面的认可和信任，被许多音乐家视
作一种重要的职业技能（ Scharff，2018）。
因此，“拉关系”和“结网”从文化预设到手段，再到所缔结的人际关
系的内涵与强度，都有实质性的不同。 这阻碍了华人感知、观察和透彻
理解当地人进行职业性社交的逻辑， 进而使得对社交的强调在其职业
发展过程中逐渐不可见。 后文将通过描摹华人音乐家在不同职业阶段
的职业主义形态，结合德国古典音乐界的具体语境，来观照华人音乐家
如何在西方语境下生成优绩职业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观念与实践
方式的实际分布更接近一个连续统而非绝对的二分。 无论是“关系本
位”还是“共同体本位”，本研究中所指出的不同文化模式下的职业社会
化类型，都应被视为“理想类型”。

三、 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对 33 位华人古典音乐从业者的访谈，也
参考了笔者对受访者参与排练、沙龙、幕后策划讨论、练习、社交派对、
酒会、演出等活动的观察和田野笔记。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其个人信息
将匿名呈现。 访谈编号是受访者专长（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理论与
批评、经纪与策展、其他）和访谈时序编号的结合。 前三类被归为音乐
家，后三类则被归为非音乐家从业者。 研究对象覆盖德国古典音乐行业
各类机构及多种雇佣状况，访谈时长 40 至 180 分钟，平均时长约 1 小
时。 受访者身份以其主观自我认同为划分标准，明确自述为华人的受访
者被归为华人，其他受访者的身份识别同理。
为了深入探讨华人音乐家对当地语境的具体解读过程， 本文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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