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社会》2025年第5期

优绩职业主义：旅德华人音乐家技能嵌入性的文化逻辑

人”的“关系”连续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即为“差序格局”（费孝通，2011）。
就“关系”的具体类别而言，在儒家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以各
类“人伦”和“三纲五常”为理想型，且存在将这些理想型迁移到日常生
活中的其他领域作为重要参照的思维倾向（梁漱溟，2005：70；周飞舟，

2018）。也就是说，“关系”不止于互相认识，更包含着各方基于对给定角
色的期待所产生的信任、义务和互惠（杨美惠，2009：108-112；杨典、向
静林，2022；翟学伟，2024）。
“人伦”是一种家庭本位的思维方式，而家庭一般以先赋的亲缘关
系为基。 因此，在中国社会，决定人们社会生活的形态及后果的“关系”
往往是先赋的，或者经由人们的经营转化为一种类似于先赋形态的关
系（秦海霞，2006；Tong，2014；尉建文等，2021）。我国艺术音乐界即是此
“关系伦理”与制度互嵌的典型场域。 纵向的师徒制关系，以及与师徒
制相关的类家族式、长幼有序的同行关系，是我国艺术音乐界某种程
度上延续至今的行业形态，也影响着我国音乐家的文化观念（杨传杰、
唐家路，2024）。 个体职业生涯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师父”的决策及推
荐的影响，而不仅是基于自身对自我和职业生涯的洞察。 结合理论研
究和本研究的发现来看，除了市场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者和职业艺术
家身份以外（曾令夏，2011），当前华人音乐家 基 于 职业状 态 的自 我 定
位也包含传统社会想象中的“文人”身份和传统职业组织形态中的“师
父/徒 弟 ” 角 色（任 方 冰 、 柏 互 玖 ，2024； 杨 传 杰 、 唐 家 路 ，2024）， 而“文
人”和“师父/徒弟”可能是他们在职业互动中更重要的自我认同。 尽管
旅德华人古典音乐家不直接生产明确表 征 中 国 本 土 文化的“民 族 音
乐”， 其历史积淀和行为模式与本土艺术音乐的制度传统仍有高度的
同源性（冯长春，2007；夏滟洲，2022）。
与之相对，德国古典音乐界呈现典型的“共同体本位”关系运作逻
辑。 一般而言，西方式个体观往往从个体出发而不是从关系导向的“人
伦”出发（秦鹏飞，2023；梁永佳，2024），因此，基于个体利益或趣味的、
具有后致性的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职业发展过程中，
人们会视本行业的人为自身所在共同体的成员， 也是构建新的社会关
系的潜在对象。 较之于（类）先赋的“关系”，德国的专业性社交更倾向
于以职业共同体为基，并遵守其内部的独特规范（涂尔干，2015；王星，

·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