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25年第5期

从“演绎学”到“辩证法”：马克思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演进

开始在辩证法的脉络中思考科学的历史认识应该如何进行以及这种
“历史的认识”是否可以在此岸世界构筑真理认识的根基。 认识论上的
反思意味着马克思要再次进入对“历史”本体论的思考。 于是，在政治
经济学和辩证法的脉络中，马克思开始了对“历史”的第三次思考。

三、 历史的现象辩证法：辩证法的双重介入

自《伦敦笔记》后，马克思的主要研究便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
经济学方法上。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长期以来被视作马克思思想
中的一次“重要实验”（张一兵，2020；夏莹，2023），其中展现了马克思对
“历史”的第三次深入思考。 这一次，马克思纳入了对辩证法的系统思
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实现了对生产的历史演绎学的双重超越。 他的

思考从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开始。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
敏锐地抓住了蒲鲁东式辩证法认识事物的前提。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 我们
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 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
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 ……产品和
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2012b：220）
这种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悖谬在于，“抽象” 对事物的规定表现为
“理性”的先验。 当秉持这种“抽象”进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时，必会无
可避免地与存在的历史事实性发生碰撞，而“抽象”便会立刻抛弃“历
史”，回到“理性”的怀抱。 这意味着，蒲鲁东手中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
的悖谬必有更为根源性的本体论困境，而这个困境正源于对“抽象”和
“具体”的非“历史”认识。 因此，马克思需要在“生成性”的基础上，重访
“历史”的本体论以疏解来自辩证法的挑战。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
性的统一。 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
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
象的起点。 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马克思，1995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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