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4 - 《社会》2025年第4期

“一本主义”及其反思

也就是主导士大夫阶级的孔子学说， 以至于他对建设“中国本位的文
化”拿不出具体方案。因此，他一方面批评当时的读经运动是“封建主义
者的‘是古非今’，要乘民族自觉的思潮而起”，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
反对陈济棠的读经，便否认人们把中国当做一个单位来看看一切，那是
迁怒，不是逻辑”（陶希圣，2014：386-388）。
我们不能把这一矛盾简单地视为陶希圣由学术转向政治的结果，
因为作为学者的陶希圣也致力于经世之学， 作为政治评论家的陶希圣
也依然相信民主与进步的原则。 这一矛盾更是陶希圣越来越现实的政
治理解中的内在矛盾。 陶希圣理解的民族意识问题首先指向现代国家
的构建， 因此， 他强调民族觉醒在经济上立足于国家主导的新工业发
展，在政治上立足于统一的民主政治（尽管随着他对政治的参与，其强
调重点从民主转向了统一），这与他的社会史观在根本上并不冲突。 但
在文化认同方面， 这种以政治方式确立的国族意识建立在帝国主义侵
略的敌我对立之上，也就是从外部定义了民族。 对于何谓“民族之固有
道德”，陶希圣自己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正如同他对“中国本位的文
化”没有具体的阐释那样。 当然，对于逐渐进入政治风暴眼的陶希圣来
说，他无暇再顾及这种学理问题。 直到晚年，重作书生的陶希圣才通过
对孔子学说尤其是“一本主义”的重新理解，在理论上反思了这一问题。

六、 晚年反思：相对主义与多元构造

陶希圣晚年在社会史观上的转变，非常典型地体现在他于 1979 年
再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时两个关键的调整：一是在方法总论中将
坚持 “唯物的观点”改写为坚持“生活的观点，或心物合一的观点”，二
是整 章 删 去 了 讨 论 士 大 夫 意 识 形 态 的“孔 子 学 说 之 发 展 ”（陶 希 圣 ，
1979a）。 这两个调整相辅相成，表明陶希圣在更加彻底地将意志论因素
与唯物论因素并立后， 不再认为孔子学说的内容随社会发展而亦步亦
趋，相反，它有内在核心精神。 对此，他提出，“中国文化中有不变的成
分……那就是父权家族制度和儒家伦理哲学”（陶希圣，1962：322）。
不过，陶希圣对儒家伦理与父权家族制度作为“不变成分”的理解，
仍然建立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这一前提之下。 这似乎重现了陶希圣
早年在亲属法研究中提出的不变之“宗”与变动之“家”的双重结构。 但
陶希圣晚年在如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使他对中国社会中不变的“儒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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