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情感与支配关系，而是强调“亲亲与尊尊，不可偏重或偏废”，应避免“尊
而不亲”与“亲而不尊”之事。 但他也注意到，中国历史上自唐宋以后发
生了三纲五伦的绝对主义化，这就关系到他第二个方面的反思。
第二个反思是，就儒家伦理学说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而言，陶希圣其
实认为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虽然没有变化， 但却通过一种历史性方式
发挥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这种历史性意味着士大夫是在特定的历史
环境下， 作为现实参与者发挥影响的 。 这 一 方 法 尤 其体 现 在 陶 希 圣
（ 1979c）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法制之社会史的考察》中。 在这部著作中，
他强调，“中国学术的渊源不是一元而是多元”，中国法律的渊源也是如
此。 他由此认为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系是由
这两个法系结合而成。 就秦汉律而言，他又提出“秦用晋法，汉行周道”
的观点，认为三晋的法家学说塑造了秦代法制，汉代法制则儒法兼用，
既承袭秦代法制，又逐步采取了以周代宗法为伦理理想的儒家学说。
在这种“多元”的视野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陶希圣的学术研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逐渐转精，他对历史的分析越来越精细，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的专门问题都在《中国法制之社会史的考察》中有所体现；另
一方面则看出，陶希圣晚年的社会史观摆脱了单一因素的决定论，更注
重从历史自身的脉络出发，就各因素的互动观察中国社会的演变。
也正是在这一视野下， 陶希圣不再像早年一样视秦汉以降的士大
夫阶级为君主集权体制下封建贵族的扩大， 而是认为儒家与君主集权
体制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这种张力不仅体现为士大夫集团与君主集
权体制之间的权力矛盾，更根本地体现为儒家“相对主义”伦理与其政
治化、法律化之间的矛盾。 他指出，《礼记》中已有“言孝不言慈”的说
法，汉儒清楚“父慈子孝”的相对性，但礼法为了提倡孝道，不能明文指
出父之慈的规则，而是明文规定子之孝的准则。“慈与孝”是儒家对于父
子伦理的本质理解，而“言不言”则受到政治制度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这
一问题经过唐代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化， 最终演变成宋人以尊君与尊
父为天理、臣子无所逃命于天地之间的思想，导致了伦理的绝对主义化
（陶希圣，1971，1984a）。
陶希圣（ 1979b，1979c）同时指出 ，儒 家 伦 理 与其 政 治 化、法 律 化 之
间的矛盾存在另一个出口，即士大夫由教化而形成的社会权力。 这一权
力随着汉代士族的壮大而形成，并在宋代以降“绝对主义”伦理时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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