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过渡阶段。
这一新理解的意义不在于其具体内容， 而在于陶希圣对社会变化
的总体判断。 在此视野下，历史性宗法制度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
只在观念性宗法理论中得到完善。 陶希圣（ 2011：26）认为，正是由于周
初确立的长子继承制，“宗法才发展为后世儒家理想的样子。 可是家族
既代替了世代层的发展，氏族组织便开始分化为家族了”。 这倒转了他
在亲属法研究中主张的“理论之所凭依，即制度之实相”，使得宗法理论
而非宗法制度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关键。 其中隐含的线索在
于，既然“宗”因素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那么如何理解宗法理论的
精神将决定对家族制度中“宗”因素以及“家长权”构造的不同诠释。
第二个变化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加剧以及自己越来越卷入
现实政治，陶希圣越来越强调民族意识。 在 1929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之
史的分析》中，陶希圣（ 2015：96-116）对民族主义问题有过专门分析，但
他更强调将民族问题纳入阶级问题来理解， 分析的落脚点是回顾晚清
革命，认为民族意识由阶级意识发展而来，“排满”运动是对士大夫官僚
的革命运动。 但 20 世纪 30 年代后，陶希圣转而强调“民族运动与阶级
斗争”的冲突，反对自由主义者以世界主义的名义、社会主义者以国际
主义的名义对统一的、民族的中国的否定。 尤其在全面抗战打响后，投
身政界的陶希圣主张“民族主义是第一义的”，从批判传统道德彻底转
向了提倡“本于民族主义以发扬民族之固有道德，恢复民族之自信力”
（陶希圣，2014：448-504）。
然而，上述两个变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 虽然陶希圣的唯物史观
非常重视意志论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观念可以外在于历史演化。
在唯物史观的总体框架下，包括宗法理论在内的孔子学说的发展，首先
是对不同时代社会状况的回应，陶希圣在《孔子学说之发展》中分析了
孔子学说从封建身份制度的伦理到自由地主阶级的民本学说， 又到地
主统治阶级的帝王学等六次发展历程（陶希圣，2014：134-154）。 然而，
对民族意识的强调，需要找到稳定不变的“固有道德”，而在前一视野
下，所谓“固有道德”不过是士大夫地主阶级观念之顽固性的体现。
这两个变化之间的矛盾非常典型地体现在陶希圣对中国本位文化
论战的态度中。 他只能认可一个形式上的、原则上的“中国文化”，反对
“ 五四”运动以来的全盘西化论，却难以认同“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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