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社会》2025年第4期

“一本主义”及其反思

特别是丧服学。 使我掌握大纲以贯通史学与法学之钥，最为得
力之书，为英国历史法学家亨利·梅因之《古代法》，与清代经
学家胡培翚之《仪礼正义》。 （陶泰来、陶晋生，2017：338）
为何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古代法》与《仪礼 正 义》同 时 构 成 了 陶
希圣“贯通史学与法学之钥”？ 这要从《古代法》中的“从身份到契约”之
理论谈起。 就梅因（2016：1-14）的本意而言，“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演
化建立在进步社会与静止社会的区分之基础上，而两者的核心差别在
于以不同模式处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梅因认为，人类社会处在
不断演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人类法律经历了由酋长神
判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这三个阶段的演进，国家制度也趋于公开和稳
定，但成文法的稳定性特征会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产生矛盾。 静止社会
既无法克服这一矛盾，又要缩小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因而只能以
宗教与文化赋予法律以观念上的现实性，法律反过来改造与限制了社
会演进，其极端典型是印度种姓制的诞生。 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求不
断进步，或远或近地将法律甩在身后，而法律虽然总会被社会拉开距
离，但它能不断以拟制、衡平与立法为媒介追随社会演化。 需要注意的
是，梅因虽然认为西方社会所代表的进步社会是独特的，但并不否认
社会演化的普遍性。 静止社会并不是未曾演化，而是在演化中途没有
克服成文法的内在矛盾，法律因此停留在身份制阶段。
《古代法》中用了更多的篇幅分析拟制、衡平与立法对法律演化的
意义，但相比之下，梅因对古代成文法的分析给陶希圣留下了更加深
刻的印象。 在梅因（2016：9、13、64-65）看来，古代成文法的内容混合了
实在法与宗教训令、道德指示，这反映出古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道德
的未分化状态，因为古法典在诞生之初就曾切合于古代社会的演化阶
段。 这一方面意味着古代法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忠实证据，另一方面则
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古代社会的特定演化阶段去理解古代法，将古代法
还原为特定社会阶段的遗迹。 在这一思路下，梅因对希腊、罗马古代法
的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罗马法的文本中，还能迁移到对《圣经》与《荷
马史诗》的重新理解上，他由此认为其中反映了社会演化之初的父权
制社会阶段。
这种解读“古代成文法”的思路，直接影响了陶希圣在理论上对丧
服学的关注。 陶希圣（1924，1925）认为，丧服制度正是梅因意义上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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