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的“恋地情结”、杰克逊（Jackson，1984）指出的政治性“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都属于此类。 甚至，考斯梅尔（Korsmeyer，1999）彻底悬置食物
同自然的关系。此时此刻，所谓的“自然情结”或“恋地情结”，随时可被选
择、离弃和替代。“三门青蟹”亦如此，其被大规模市场化和商标化之时，
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也是其中的自然情结从第一种向第二种变异
和退化之时，其所蕴含的“乡愁”，亦被悄无声息地符号化。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自然情结在现代社会仍是坚固的，近几十年西
方涌现的“替代性食物体系”浪潮（司振中等，2018）背后就有“自然”的
影子。 的确，现代人已经生活于风险社会，生态破坏、食品安全、核污染
无处不在（肖瑛，2020：335）。 为应对包括“饮食工业化”（费尔南多-阿
梅 斯 托 ，2020：277） 在 内 的 各 种 现 代 风 险 ， 有 人 打 出 了 “复 魅 ”（re鄄
enchantment）自然的旗帜。 但是，西方人围绕“替代性食物体系”的争执
不休恰恰表明，与植根于农牧文明的自然情结相比，现代人的回归自然
是应对风险社会的策略之一，或是以都市生活为对照的暂时性体验，就
像梭罗（H. D. Thoreau）短暂地栖居于瓦尔登湖畔。特别是那些在都市出
生、成长和谋生的人们，都市文明浸淫着他们的身体、思想、情感和价
值，他们对于自然的想象和期待，要么是浪漫主义的，要么是科学主义
的，却绝非存在主义的。 这正是“愈现代，愈‘自然’”的吊诡之处。
中国人在行动、思维和情感上的“愈现代，愈‘自然’”，一方面与全
世界民众同频，都意识到气候变暖以及农药、化肥、食品添加剂的过度
使用对身体和环境全方位的负面影响（肖瑛，2012），在将“自然”作为应
对风险、重建阶层认同的普遍选择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将之符号化、现
象化；另一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譬如从口味的角度来感受食物极大
丰裕带来的消极结果，抱怨大棚蔬菜没有蔬菜味，养鸡场出产的肉鸡味
同嚼蜡，质疑西医、西药知识，重新打捞本土医药传统资源，如“药食同
源”的食疗方案。 中国人具有上述独特反应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大规
模城市化进程开启较晚，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洪流展开不到四十年，当
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大多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二是中华文明中源远
流长、独树一帜的自然观念。
（二）“道法自然”与“土生万物”：中国人自然情结的源流与
特质
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念，可以从“道法自然”和“土生万物”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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