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问题》中，恽代英呼吁教育范式的转型，以当前最要紧的救亡图存为中
心。 在具体的教育策略上，知识理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要让位于情意和
办事才能的教育，大众的普通教育和儿童教育可以暂缓，将资源投入到
少数天才和成人的革命教育上（恽代英，2014b：68-91）。 《中国青年》对
社会科学进行了通俗、实践导向的解读，将它理解为进行社会人事管理
的规范知识。 社会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关系接近于工厂管理者与被管
理者的关系：“假定社会是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有能管理
社会的人，一切的人有一种技术的用，没有管理工厂的人，只有机械，只
有像机械一样的工人，技术家，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倘若没有运
用机械的人，专养成一般机械，决不能救国。 结果恐怕只好给外国运用
机械的人去用罢了”（恽代英，2014a：218-221）。
与东南精英塑造的上海校园文化相比， 上海大学的革命教育表现
出与通商口岸文化相对立的特点， 它不是传授实用科学的中产阶级大
学或博雅教育的贵族大学，而是具有平民主义、集体主义和行动导向的
校园文化。 左翼青年批评城市里的大学教育商品化和贵族化固化和制
造了界别。 叶圣陶（ 1983：212、215）认为，“大学仅是给他们文凭、地位，
以便剥削他人而已”，求学仍是家庭提升社会地位的投资行为，变相延
续了科举精神。 《中国青年》也将黄炎培所办的职业教育批评为自私自
利的“吃饭教育”， 将东南大学为职业社会培养技术专家的实用主义教
育视为造就资产阶级和买办所需的“绅士”（gentlemen） 和“能干人”
（ efficient men）的上流社会教育（华贞，1926）。 1923 年，李大钊在上海大
学美术科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呼吁，“美术科勿专供贵族阶级之所赏，应
将现代社会之困苦悲哀表现出来，企图社会全部之改造”，产生一种利
于精神改造的“革命的文艺”。 李大钊的说法延续了“五四”时期“物心
两面的革命观”，认为精神改造与物质改造将“相需为用，庶可使社会改
造易为完成。 一般谓马克斯派绝对摒弃精神方面，实乃误会，不过欲图
社会之彻底改造，惟有赖于社会经济之彻底改革也。 而启发及鼓舞人改
造之精神，则有待于趣味社会改造家之努力”（洪佳惠，2022：46）。
从效果上看，如果说复旦、南洋和圣约翰等精英大学以专业知识和
职业联通了学校与东南地区的中上流社会， 那么上海大学这个革命大
学则是通过社会科学教育、 对理性主义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道德批
判、对民族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倡导等方式，引导青年学生离开学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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