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的研究者舒新城（2013：255-257）也认为，1924 年提出的“党化教育”以
革命化、民众化为主要内涵，与重视生产的科学教育相比，它更强调道
德文化优先性。 国民革命的担纲者群体是对前辈绅士并不满意的青年
群体，他们的立场却显得“古典”。 这提醒我们，在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建
设的过程时，要跳出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思考知识精英在近代产生
的代际、地域分化及其（在群体心态、思维模式、行动模式上）效果。
黄克武（ 2024：32-36）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传统的态度
上产生了“转化”和“调适”两种倾向：“转化型”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方
死方生”，“儒学的死亡是使儒学具有新生命的开始”；“调适型”学者认
为中国文化应该“继往开来”或“更生之变”，融合西方文化的优点而再
造文明。他认为，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态度接近于前者，梁启
超和严复等人“会通中西”的立场接近于后者。 在本文讨论的两个群体
中，少年中国学会接近于前者，东南绅士精英属于后者。
在清末自治运动、 东南互保中壮大的东南精英似乎对西方现代化
方案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 他们将明清之际官绅民合作的“封建式地方
自治”（即“地方之人办地方公益之事”）嫁接在现代宪政代议制上。 尽
管民国的议会体制存在种种弊病，但他们没有放弃这一制度，而是试图
对其进行改良，倡导基于省自治的联邦共和国。 在教育方面，他们将苏
沪地区清末的实利教育与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弟子 （主要是胡适等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一改传统教育的“重义轻
利”风格。在实业建设方面，他们信赖由绅商发展而来的私人资本企业，
尽管后者还带有官员庇护制色彩，但已初步发展出理性化风格。 正是在
这些方面， 东南集团的绅士精英虽然仍表现出“封建制自治”（沟口雄
三，2014）、“教化权力”和“长老政治”的许多特征（靳帅，2024），其所计
划建设的社会图景却已显得十分西方化。 这种转变应该与江南地区发
达的商品经济有关系，地方经济状况与人的心态、思维模式的复杂关系
还需要相关研究的进一步讨论。
青年群体对国民革命方案的热情首先与 20 世纪青年文化中的国
家有机体思想有关。 受这一思想影响，他们相信国族重生和国民共同体
的真正形成需要每个人内在精神的重塑。 以“少年/青年+国别”形式命
名的组织， 不仅是新国家的建设者， 还被认为体现了某种理想的国民
性。 梁启超的“新民新群”与“少年中国”实际上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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