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4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合群性”将促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团结。 因此，遏制、叱责青年期弊病会
“剥夺了青年心身上必要的活气”，正确的态度是合理引导青年“勃发的
本能”，将青年时代视为“搜集造成圆满伟大的人格底材料底时代”。
《学生杂志》和《中国青年》对青春期的“烦闷”与忧郁情感进行的阐
释和引导，就是广受称道的宣传策略。“烦闷”的表现虽多，但总体上可
以理解为， 新的文化价值冲击了旧秩序但尚未建立新秩序时人们内心
理想与客观世界产生的矛盾。 这种矛盾感在追求人生意义的青年身上
又表现得尤其显著，于是形成了特殊的“青年症候”。 在 1921 年的文章
中，杨贤江（1995b：456-461）就将这种过渡时期的不安理解为世界各地
普遍出现的“世纪末悲哀”。 左翼宣传家以意识形态分析建立了个人苦
难与全体苦难的因果联系，不仅引导青年通过“集体苦难感”形成“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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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还引导他们将投身革命作为个体问题根本解决的方法，由“烦
闷”转变为积极乐观的情感体验（王汎森，2018：89-137）。
除了情感上的引导外， 左翼宣传家还改造了严复、 梁启超以来的
“合群”话语以及宋明理学的修身传统，将“五四”时代的“团体修养”阐
释为个体服从集体纪律的青年修养。 比起硬性的强制命令，这是一种软
性和隐形的青年引导。 《学生杂志》不仅强调团体生活对于健全人类生
活的重要性，还将抽象的“群”落实到有规章纪律的团体组织中，对具有
合群德性的“公民”进行重新定义：“我所谓公民，就是团体员的意思，
并不单限于政治上享有公权的国民”。 在青年修养上，他批评理学“主
敬”“主静”的修身养性不适合现代社会，其弊病在于难以量化考核，偏
重个体独善，忽视了引导个体对社群产生积极有为的贡献（“性”是不可
测量的道德进步，“身”是消极防范而无体育的强健增长性；偏重个人而
忽视社会，且与群众不生关系；重文字而忽视实际活动）。这些修养说明
的意图显然在于引导青年将个体效能的发掘转移到有利于革命和组织
的方向上。在《略论团体训练》中，他指出青年需要服从的团体纪律包括
“出席、缴费、遵守秩序、服从决议”，并在事实活动中“严守规律”（防止

14. 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的“阶级”概念并没有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是因为动员
集体行动的实用目的才是革命者进行宣传时首先要考虑的。 例如，“青年”和“学生”算不
上一种阶级，后来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概念也像是对无法分类的庞大中间群体的宽泛
描述（李志毓，2015）。 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青年和学生一直是重要的动力，让他们
产生联合意识因而是实践而非理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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