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行者和军阀聘用的行政性官吏（“职员”），而非民众授权的“代表”。 军
阀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打造形式上的议会、宪法、内阁、联省自治，敷衍民
主化潮流———“眼见得假名‘天命’不成，必须假名‘民意’”，因此是“新
式军师”和“士阀”（瞿秋白，1923，1926）。 按照这种理解，江苏省教育会
的绅士精英显然属于后者。
孙中山对联省自治的态度变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孙中山一向视地
方自治为国家基石，1920 年联省自治风潮兴起后，他同样批评“联省只
能成官治，不能达自治”，但由于提倡联省自治的省份多在孙中山的广
东政府治下，省自治又有多方鼓吹的舆论基础，因此，1921 年他对联省
方案采取实用主义的默许态度。 直到 1922 年陈炯明起兵反叛，孙中山
才对省自治彻底失去信任， 走向了革命建国和县自治方案 （汪朝光，
2024：440-442）。 1924 年 1 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认为，中国乱象的根
源在于军阀混战与列强侵略，内战又阻碍了实业发展，无法与外国资本
竞争，导致各阶层趋于贫困。 立宪派拥护的宪法与民众没有关系，省自
治并非人民自治，二者均被各省军阀利用。国民革命时期的民族、民权、
民生主义的变化在于“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
民之能力”，注意“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保障农工等底层群体的政
治经济权利。 未来国家将在中央与地方间实行均权主义，在间接民权外
授予人民直接民权，以“县为自治单位”，“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
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孙中山，2011：311-320）。
孙中山认为，改组后的“革命党”与宪政共和体制下自由竞争的政
党不同，是一种整体的党。 一方面，党的整体性体现在革命纪律对党员
行动和思想意见的约束上。 孙中山否定了同盟会那种不顾会员流品杂
糅、意见分歧的“秘密结党”模式，要求党员牺牲个人自由，实现精神结
合，提升政党的集权性和同一性，建立“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
团体”。 整体性要求全体党员行动和舆论意见的统一，宣传是“攻心”，
最终要“使中国四万万人都倾向我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等，1985a：6-7）。 另一方面， 党的整体性体现在党与国民的一体性上，
孙中山对党赋予了“造国”的期待。 孙中山曾提出“夫吾人之组织革命
党，乃以之为先天之国家也”和“把党放在国上”的说法（中山大学历史
系孙中山研究室等，1985b：6-7）。 正如杨国强（2018：64）所说，“这种社
会力量自始即以国作为党的起点，也以国作为党的归宿”。孙中山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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