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治”与“县自治”理想实际上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和人民在基层享受民
主的共和国（刘伟，2005）。 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可以从侧面证实新
革命党对党与党员、党与国民之间一体性的强调。他认为“以党治国”是
“攫夺国民政权”， 它的集权性质与袁世凯相似但又不同：“袁世凯个人
做皇帝，他们是一个党要做皇帝”（章念驰，2011：296）。
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认为， 未来政体应该是一个政治上无
产阶级专政、 经济上以国家力量发展大实业的国家。 陈独秀（2013a：
283-285）在 1922 年的《造国论》中对具体方略进行了说明：一方面“组
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另一方面“采用国家社会主
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
然消灭而后已”。“国民军”是对革命的群众组织的比喻式说明，其含义
要比军事武装更广泛，指的是“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
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的组织，以创
造国家为己任。 陈独秀认为，中国没有一个阶级能壮大到单独承担建国
使命，因此需要一个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国民军”联合的实现需要革命党员“到民
间去”教育、动员、组织群众，人民的统一意志通过统一的革命党进行表
达。 这一方面是为了把行会式的“劳资合作”组织转变为纯粹的阶级组
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形成有力的革命集体行动，推翻现存政体。 陈独
秀（2013a：269）将革命党理解为人民行使权力的必要媒介：“人民的权
力，必须集合在各自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
治上的只是政党”，“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 恽代英（2014a：
82-86）也认为，在中国大部分工业不发达、缺乏工人群体的地区，党将
是形成群众集体行动最有力的工具。
恽代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刊物《新建设》上发表的长文《革命与
党》 对两党的组织系统进行了理论性总结： 党呈现为“党魁—群众领
袖—有组织的群众—无组织的群众”的锁链结构。 党魁之下的群众领袖
既有向下担负动员集体行动的责任， 也有向上发挥挟民意制衡党魁的
民主作用。 一方面，领袖是掌握专业政治知识的专家，比大众更有指导
革命运动方向的资格；另一方面，领袖以个人魅力吸引群众跟随服从，
将群众整理为“步伐整齐而有力量”的组织。在他的构想中，如果没有领
袖，群众将只能成为一种机会的非持续的结合。 领袖与群众结合则可形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