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成持续、稳固的“有组织的群众”，这些集团既可以一层一层向下执行革
命的破坏运动，又可以层层向上监督领袖乃至于党魁，发挥建设性作用
（恽代英，2014a：295-302）。
高度组织纪律化的革命党将会在功能上取代士大夫成为“社会中
坚之阶级”。 一个全国性渗透到城乡基层社会的职业革命家群体，将成
为新的政治精英和群众领袖， 他们在群众及其自发联合体中间穿梭往
来，将他们组织和动员到政党的周围（应星，2023）。 可以说，国共两党的
方案都是集权与直接民权的结合， 原则上也都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高度
集权和人民在基层享受民主的共和国 （刘伟，2005），“一个纪律性的群
众政党，将取代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国家”（费约翰，2006：306）。

四、 国民革命时期的上海左翼青年运动

费约翰（2006：307-308）认为，群众政治取代自由主义代议制 意 味
着系统地降低了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中“舆论”的重要性。 中国的舆论
机关就是清末民初由地方绅士建立的地方议会系统：“从县到省并最终
到全国的链状议会体系，来吸收地方上的舆论”。 前述东南精英就是通
过办教育、办报刊、参加议会的方式主导了苏沪的舆论体系。 第一次国
共合作以后，国民党接受了“五四”青年到民间去改造中国家长制封建
文化的主张，也将民间“舆论视为新文化的敌人、偏见和迷信的领地，以
及控制和主导公众生活的团体利益的庇护所”，“用政党机构来代替这
些议会，从头再造地方社会，以确保庞大的舆论机构不再成为国家公共
生活的显著特征”。 准确地说，国共两党否定了官绅主导的舆论机关在
一个多数平民都无法读写的国家中的代表性。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上海，
两党在取代地方舆论体制的过程中，也用党团、革命大学、革命报刊、学
生联合会等塑造新的舆论体系。 实际建立这一宣教系统的主要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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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知识青年 ，他们延续了五四运动中改造风俗舆论的做法，并
引导舆论向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倾斜。
1923 年，中共三大形成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勾勒出针对知识

12. 正如王奇生（2005：521-522）所说，孙中山在改组中国国 民党时 虽然重 视宣传 系统，
但在北伐前后的国民党中能与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宣传家匹敌的可能只有戴季陶
一人，能与《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匹敌的国民党刊物几乎没有。 习惯自
由发声的同盟会革命者并不按照宣传部的方针发表意见，直到毛泽东 1926 年代理国民党
宣传部部长时，全党舆论才开始被初步整理（费约翰，200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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