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7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支配者共在的文化环境和心理基础）。 一种更完整地看待韦伯卡里斯玛
的视角可能会同时把领袖的形象气质与依托“煽动性”的大众民主制放
置在共同的文化情境之中。
在韦伯看来，“煽动性”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并不对应政治权力，
而且也无法带来可靠有序的政治秩序，也不意味着对政治的真正负责，
从这一点看，韦伯（ 2009b：178、265-266）强烈抨击了以街头煽动者为代
表 的无 序 的民 主 制 状 态 ；另 一方 面 ，韦伯（2009b：265）又揭 示 出“煽 动
性”具有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从出现了民主制度以来，西方典型的政治
领袖一直就是‘煽动家’”，这个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利克里。 政治决
策的决定一直都可能是少数精英与大众所选择的领袖博弈的结果。 而
“煽动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是更核心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现代政
治无法绕过“煽动性”来获得政治的正当性，甚至“煽动性”会作为唯一
提供正当性的手段（陈涛，2020）。 韦伯（2009b：281）提到，依托“煽动性”
由民众直选的领袖一旦控制了政党，便会使其追随者“失去了灵魂”，他
们的精神会贫困化，由此对领袖采取盲从的态度，并成为领袖手中一个
有用的机器。 6 在失去了对通过议会产生领袖的信任之后，韦伯在 1919
年发表了《帝国的总统》一文，极力支持民选作为领袖的诞生方式。 尽管
从形式上大众服从于领袖的命令，但韦伯（2009b：244、246）在这篇文章
中强调了领袖是“群众自己选举的代言人”“人们为自己选择的”。 究竟
是大众选择了领袖，还是领袖引导了大众，韦伯的态度相当模糊。 核心
问题在于，“煽动性”与卡里斯玛的民主化变革相关，它的“反权威”特征
实际上是通过弱化卡里斯玛支配结构来实现“正当性”的建立。 与之形
成显明对比的是，这种支配结构在巫师与先知、战争领袖这些传统的卡
里斯玛人物的情形中非常典型。 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中的“煽动性”对应
的卡里斯玛有三个层次的特殊性：不同于现代官僚制或家产制，它是一
种高度个性化、超常性、反经济秩序的卡里斯玛支配；不同于传统意义
上的卡里斯玛支配，它甚至是一种反支配结构的卡里斯玛；现代意义上
的“煽动性”也不同于古代的“煽动性”，它是现代政治唯一的正当性来

6.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就是韦伯笔下的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涉
及议会民主制和民选领袖之间的平衡与配合，也包括韦伯本人对议会态度的转型。 由于
本文关注的核心并不是韦伯的德国政治与民主制的关系， 而是作为现代政治核心特 征
的“煽动性”与卡里斯玛的关系，为了使内容更为聚焦，本文对这一议题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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