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6 - 《社会》2025年第4期

“超常性”的悖论：韦伯对西方文明内部卡里斯玛的研究

于一个卡里斯玛的文化语境，也很可能是某种特定文化（文明）语境的
不同侧面。 尽管韦伯反对从“恩典”的层次而试图从“世俗化”层次来解
释卡里斯玛，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视卡里斯玛得以可能的文化背
景。 因此，我们需要从韦伯的宗教文明比较研究中来澄清卡里斯玛的张
力，以更好地理解韦伯对当下政治领袖的期待所关联着的文化语境，以
及这一期待背后的复杂态度。

二、“煽动性”的特殊意义

本文认为，对卡里斯玛的分析仍然要落实在韦伯对现代政治的“民
主制”和“领袖”的思考中。 在《以政治为业》一书中，韦伯区分了几种不
同的卡里斯玛人物。 过去最重要的卡里斯玛人物是巫师和先知，然后就
是战争头领、帮派首脑和佣兵队长，而最被韦伯重视的是西方文明特有
的“煽动家”政治领袖。 它的起初形态是西方城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自由
“煽动家”，之后的形态就是西方议会“党团领袖”（韦伯，2009b：250）。 与
西方“煽动家”政治领袖相关的政治形态是民主制。 尽管有不少研究试
图从韦伯的宗教文明比较层面进一步理解他的卡里斯玛与民主制的关
系 （ Dow Jnr，1978；McCulloch，2005；Kalyvas，2008；Adair鄄Toteff，2015；Kim，
2019；Weisz，2019；陈涛，2024），但要么只是对领袖形象和行动方式的简
单类比，要么是将卡里斯玛的内在张力进行了区分，只探索卡里斯玛对
集体性的文化符号政治的影响， 抑或是把卡里斯玛的反权威特征与新
教伦理的反权威特征结合起来而发展出不同于大众民主制的贵族式的
民主制，整体上并未诠释“大众民主制”本身得以可能的文化背景（与被

（ 接上页） 一步推进了帕森斯的观点， 他在讨论社会的共识和整合力量时， 认为社会存
在一套“中心价值系统”，这一系统实现了个人对社会的“恋慕”，而这种恋慕的核心机制
就是卡里斯玛。 与仅仅存在于特定的人（精英）甚至特定场景的卡里斯玛不同，希尔斯认
为，现代大众社会的卡里斯玛之所以能引起社会每个地方的每个成员的共识，恰恰是因
为它具有弥散性。 卡里斯玛作为社会的核心道德价值，不断由中心向外发散，更为广布
于全社会，使得每个人都能时刻在自己的生活中辨认和共享这种“神圣性”，而人们需要
这种可以安放他们自身的秩序和提供融贯、连续和正义的秩序（希尔斯，2019：106-107、
116、283）。 希尔斯对卡里斯玛的理解是淡薄而分散的，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二是把卡里斯玛从制度和权力层次的讨论拓展到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层次，
代表学者是史密斯（P. Smith）。 史密斯（Smith，2000）认为，韦伯似乎只关注了卡里斯玛作
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理想而出现， 而没有看到它本质上需要构建二元的符号———围绕积
极的救赎叙事的是作为邪恶和消极的对抗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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