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25年第4期

“超常性”的悖论：韦伯对西方文明内部卡里斯玛的研究

设想了以“卡里斯玛支 配 ”为 基 础 的 政 治领 袖 ，并 希 望 其 能 在 德 国 政
治中发挥作用。 韦伯去世后不久，德国法西斯势力兴起，因法西斯和
随之而来的二战而流亡到美国的德国学 者 将 韦伯奉为预 言 家 ， 认 为
他 在 《以政治为业》 中“呼唤” 的领袖在 20 年后得以实现（Derman，
2012：204）。 学界在这个基础上也展开了激烈争论：韦伯的“卡里斯玛
支配”是否符合法西斯的制度逻辑？ 韦伯所期待的是否就是“希特勒
式”的领袖？ 不少学者对上述问题持肯定态度，认为这个概念与“极权
主义”有亲和性。“卡里斯玛支配”在德国的出现会将人民的自由和尊
严、 国家的秩序与希望带入深渊（ Mommsen，1974：91；Baehr，2008：103；
Radkau，2009：402-403；Breuilly，2011；Derman，2012：85；Anter，2014）。 同
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韦伯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韦伯对民族主义
的关切、“卡里斯玛支配”的“道德功能”、现代大众民主的现实需要等方
面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为他辩护 （ Beetham，1989：311-323；Breuer，1998；
Eliaeson，1998；Lassman，2000； 莱曼、 罗特，2001：3； 蒙 森 ，2016；Budac，
2020），试图撇清韦伯和“极权主义”的关系。
本文并不 想参 与 这 一 争 论和 试 图 厘 清韦伯 和 极 权 主 义 政 治 的 关
系，也无意在这个意义上对韦伯进行批判或为其辩护。 本文认为，因为
这一争论并不针对韦伯的“卡里斯玛”本身，争论双方可能潜在的共识
是，无论韦伯在“理念”层次上如何期待卡里斯玛领袖，卡里斯玛仍然
在其现实的“效果”中为极权主义留有空间。 韦伯（2009b：178）期待政
治领袖能够在官僚制全面来袭、国家和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时成为政治
真正的担纲者，担负起政治的责任，超越一切现有制度框架和利益群
体，从整体上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切实的新希望，但他同时也指出，政治
领袖依赖的是“煽动性”的能力：利用煽动手段赢得大众对他个人的信
任或信仰并获得权力。 尽管煽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现有制
度框架和利益群体的超越，但从“卡里斯玛”概念出发，领袖对一切现
有政治环境的超越实质上对应着一种个人化的“超常性”，它并不必然
意味着需要得到大众认可的“煽动性”：卡里斯玛表达了一种超越任何
既有日常需求的“超常”需求，“超常性”是一种完全属己（高度个性化）
的革命性力量（韦伯，2010：1261、1263）。 这意味着，卡里斯玛有悖于一
切既有标准，而只以卡里斯玛人物的命令为标准，并决定卡里斯玛能够
施加影响的限度； 与之相比，“煽动性” 尽管能够呈现出煽动者在“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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