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0 - 《社会》2025年第4期

代际关系视角下的单位变迁：以中部 X 县的行政单位为例

以作为佐证，例如，教育水平是石油公司内代际流动的关键变量，但对
单位内不同层级员工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Cliff，2015）。
单位代际流动机制的变化不仅映射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中
层分析的意义上，它还意味着单位组织内代际关系的转型。 然而，这一
转型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囿于时代背景，费孝通（ 2014）、张翼（2002）
关注改革初期单位内的家族化，对其后期演变力有未逮。 冯军旗（2010）
对县域政治家族的分析延续了这一思路， 但他对家族影响的过度关注
遮蔽了单位代际变迁更丰富的内涵。 首先，随着高等教育成为进入体制
的重要中介机制，单位内不同代际的身份特征在发生变化，代际间的张
力日益凸显。 其次，随着“顶替”制度的退出，单位职工家族化的范围收
缩，其性质也发生了转变。 如王生发、李金东（ 2016）以宁夏公职人员的
代际传递为例指出，公务员考试制度促进了体制准入的公平，但父代政
治资本在父代级别较高时依然会显著影响晋升公平。 这意味着，在行政
单位中，虽然权力的继承性并未消失，但普通职工却难以再通过体制身
份实现代际职业继承。 因此，权力的家族化继承只是单位转型的一面，
其另一面则是普通职工体制身份继承的中断， 这表现为单位普通成员
的“ 去亲属化”。
故而，要理解单位更广泛的民情变化，不能只关注权力继承的延续
性，还要看到体制身份继承机制的变动性。 这一转变意味着占单位成员
绝大多数的普通职工的代际构成将经历断裂性的变化。“重要的不仅是
代际的依次更替，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代的并存”（曼海姆，2002：56），
上述转变不仅意味着单位内人群的更替， 更意味着单位内的关系形态
以及围绕代际关系展开的一系列互动形式与意义的共变。 代际的社会
学研究者把代际关系视为理解社会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帕特南，2018：
257-289；周晓虹，2015：1-35；阎云翔，2016；李春玲，2020），相应地，单
位内代际关系的流变以及代际结构的转化， 也是我们深入理解单位时
无法忽视的问题。
在过去 40 年，单位不仅深受宏观社会变迁的影响，还沉默地经历
着组织内的代际更迭。 后者不仅重新定义了单位组织的基本行动者，还
深刻改变了单位内的代际关系。 因此，要想理解单位这一如今仍具有重
要意义的组织形式，不能止步于讨论其在制度和组织意义上的演变，更
要深入其具体的代际关系和特征，进而把握单位内民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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